邵长柱在信里这样写到：“回到金州省后，我足足半个月都没有休息好，晚上经常做噩梦，梦到那个被我摘除双肾的青年，怨恨地瞪着我，是我夺走了他的生命，他还那么年轻，却成为了那些有钱人的供体。”
“我不敢跟家里人说这些事，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不过我受不了道德上的谴责，偷偷请人帮忙给他念经烧纸钱，还在寺庙给他供奉了一盏灯，希望他能早登极乐，我这么做，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良心能好受一些。”
“我以为这种事，只是偶尔帮个忙，可没想到是我堕落的开始！”
“我回来差不多一个月以后，生活和工作终于恢复平静，我把那次在缅国非法移植当做了一场梦，可没想到戈三又再次联系了我，说让我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再跟他出去一趟。”
“我猜到了他的目的，当时就找理由拒绝了，我以为他会找我麻烦，可是他没有，只是在电话里笑了笑就挂了，我不明白他在笑什么，可是两天后，我明白了。”
“我当时在泌尿外科，主任的位置空了出来，我这个副主任医师，是整个科室最有希望被提拔为主任的，我甚至都以为是板上钉钉了，可结果却令我大跌眼镜。”
“上头从别的医院直接调过来了一个，任命为了主任，这也就罢了，我后续还被查出了学术问题，说我有两篇论文涉嫌数据造假，医院说可能要取消我的副主任医师头衔。”
“不仅如此，我老婆当时本来要提拔副处，本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提拔的人变成了她的竞争对手。”
“我最开始有些烦躁，没有想太多，直到后来丁鹤年约我吃饭，我才明白这当中的缘由，这一切都是戈三在背后操控的。”
“我跟戈三能认识，最初就是丁鹤年在中间介绍的，当时陈育良是市委副书记，想收拾我这样的小人物，简直轻而易举。”
“他们的手伸得很长，金州省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人脉，我不想向他们妥协，可我工作开始变得不顺心，我老婆也总是被单位领导批评，工作一团糟。”
“丁鹤年时不时就劝我，要向钱和事业看齐，良心是最没用的，更不用去可怜那些穷人，他们本来就是权贵的玩物，有些事情即便我不去干，也会有其他的医生去做，结果都一样。”
“我对此无言以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对的，那段时间，我老婆经常跟我吵架，说我在外面得罪了人。”
“我知道肯定是丁鹤年跟她说过什么，戈三从头到尾没露过面，却把我家里和工作搅和的一团乱。”
“可我还是不想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一直没有点头，直到我儿子有一天放学没有回家，还联系不上，我才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手段是多么可怕。”
“我当时报警了，可警察说不够二十四小时，根本不给立案，我老婆哭着骂我是扫把星。”
“就在我急疯了，想找丁鹤年的时候，我儿子被他亲自送了回来，还说让我别生气，只是带我儿子以及两个领导孩子，一起去游泳了，还吃了自助，他还一个劲向我道歉，说是忘了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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