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大的黑体标题冲击着他的视线：《嫩江桥我军大捷！毙伤日寇数百！》。日期是“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四日 午后四时急印行！”。
“本报特派嫩江桥战地记者王宗尧四日午后三时急电：今晨七时许，日军驻齐齐哈尔部队纠集张海鹏伪军五千余人，携重炮二十门、铁甲车三列，突袭嫩江桥我军阵地。日军先以飞机七架低空投弹，桥畔工事多被炸毁，烟尘蔽日达数里。当此危急之际，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亲赴前线督战，立誓‘吾人守土有责，誓与嫩江桥共存亡！’”
百十来份报纸瞬间被一抢而光，没有抢到报纸的人，则围在了王汉彰的身边，借助着变幻的霓虹灯，伸长了脖子瞄着报纸上的文章。
王汉彰见状，索性大声的读了起来：““我军将士皆抱必死之心，伏于散兵壕内顽强还击。正午时分，日军步骑混合队趁炮火掩护强渡嫩江，我军以‘半渡而击’之策，轻重机枪齐发，敌兵纷纷坠水，溺毙者不计其数。伪军见状溃退，日军竟以机枪扫射督战，其残暴之行令人发指……”
“日军见强攻无法突破防线，遂调集飞机，对我军阵地实施轰炸。我军将士临危不乱，以140人仰卧成阵、步枪对空齐射的战术击落日军飞机一架，飞机冒火坠江，日本飞行员被我军俘获！此乃中国战场首次以轻武器击落战机！”
“……截至发电时，日军仍在增兵猛攻，我军阵地屹然未动。马将军已通电全国：‘倭寇犯我疆土，凡我中华儿女，当共赴国难！’”
“好！打得好！”一个四十多岁、穿着长衫的男人王汉彰读出来的号外，激动得脸色通红，挥舞着胳膊高声呐喊，“我早就说了！咱们不是不能打！是真不想打！真要是跟日本人玩命，咱们中国能怕他小日本子吗？他们才多少人？咱们有多少人？一人一口唾沫，也给他淹死了啊！”
站在他身旁的那个人附和道：“没错！马占山马将军那是一般人吗？听说之前是东北的胡子，报号龙江大侠！手底下上万号弟兄，每个人都是双马双枪，百步穿杨！！当年张大帅活着的时候，派兵剿了他好几次，实在是打不过，这才派人去说和，给他招了安！哎，归根结底还得是从死人堆里打过滚的人才能有这股子硬气劲儿。你再看小六子，他妈的崽卖爷田…………”
另外那人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紧张地四下张望，低声斥责：“哎哟我的祖宗！你这张嘴能有个把门的吗？别你妈嘛都往外秃噜！这要是在老城里，被侦缉处的便衣听见，非得给你逼拉小西关监狱啃窝头去不可！”
先前那人也自知失言，连忙捂住了嘴，心虚地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异常，才压低声音，依旧难掩兴奋：“我…我这不是高兴吗？憋屈太久了！走，去宴宾楼，我请客！咱们好好喝两盅！妈的，马将军总算是替咱们中国人出了这口恶气了！”
类似的对话在杜总领事路的各个角落响起。这则捷报就像一针强心剂，注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长时间以来积压的屈辱、愤怒和绝望，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
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拿着报纸奔走相告，甚至还有人激动地掩面而泣……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仿佛嫩江桥一役已定乾坤，日寇即将被赶出中国。
王汉彰的目光却从激动的人群移回报纸，落在了号外最下方不起眼的两则短讯上。一则是《益世报》呼吁“教友祈祷胜利”，并报道华北基督教会组织的“百人医疗队”正紧急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强调“宗教不分国界，救亡乃共同使命”。
另一则是《大公报》的转载新闻，标题刺眼：《南京电令马占山“避免冲突”，前线将士悲愤请战》。
他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刚才那点因捷报而产生的热血，瞬间冷却。
呼吁祈祷和医疗队，说明战况极其惨烈，伤亡远超想象！而那则南京的电令，更是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避免冲突”？在人家重炮飞机打上门的时候，命令“避免冲突”？!
虽然电文后面提到马占山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硬气地拒绝了这道荒唐的命令，但王汉彰看到的却是无尽的悲凉与绝望。
马占山部孤悬关外，兵力不过万余，装备简陋，后无援兵，粮弹匮乏。他们是在用血肉之躯对抗一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南京方面不仅不支援，反而下发这样的命令……
王汉彰仿佛已经看到了嫩江桥畔，那些英勇的士兵们在炮火中一个个倒下的身影。他们的血能流多久？他们的阵地能守多久？这刚刚点燃的希望之火，又能持续多久？
寒冷的夜风中，热烈的欢呼声包围着他，他却感到一种彻骨的孤独和寒意。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份清醒，带来的不是优越，而是沉重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