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我给你说话呢，你是不是耳朵聋了？还是听不见？” 他的声音刻意拔高，确保全班都能听见，“快去给我买零食去！你家不是有钱吗？” 他故意顿了顿，环视四周，享受着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然后故意用一种夸张的、仿佛很讲道理的语调继续说：“你继续去告诉你的家长和老师啊！看看这么多同学作证，到底是谁欺负谁？你一张嘴总说不过我们所有人吧！” 他身后的几个男生立刻配合地发出嗤嗤的笑声，眼神里满是戏谑和附和。
我也曾试图反抗，但一个人的拳头，怎么可能敌得过一群人的恶意？我也曾鼓起勇气向班主任诉说。那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疲惫的女老师，听完我的叙述，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用一种混合着无奈和一丝不耐烦的语气反问：“王宇，那他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你自己也要想想原因。”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我最后一点微弱的希望。我也曾向外婆哭诉。最疼爱我的外婆，那个身形瘦小却无比坚韧的老人，立刻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她枯瘦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试图给我力量。她据理力争，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然而，面对王其一句轻飘飘的“是他先炫耀，欺负我们穷！” 和周围几十个孩子异口同声、眼神躲闪却异常“坚定”的附和——“就是！王宇可坏了！”“他总笑话我们！”“他先推王其的！”——外婆的愤怒和辩解瞬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看到外婆布满皱纹的脸因震惊和愤怒而涨红，嘴唇哆嗦着，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悲哀和深深的无力。她求助般地看向老师，那位班主任却避开了她的目光，低头整理着桌上的作业本，含糊地说：“小孩子打打闹闹常有的事，王宇奶奶，你也别太较真了，这么多同学都这么说……” 那一刻，外婆眼里的光熄灭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那粗糙的、温暖的手掌，也在微微颤抖。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外婆的眼睛，巨大的委屈和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绝感，几乎将我撕裂。我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那些附和的声音里，有些同学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但最终，他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站在“多数”和“权威”（教导主任的儿子）一边。
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孤立、嘲讽、构陷和成年人的漠视中，我度过了小学最后那昏暗如永夜的两年。教室窗外的阳光再明媚，也照不进我心里那片冰冷的角落。我学会了低头走路，学会了在喧闹中沉默，学会了把所有的愤怒、委屈、不甘，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像一块不断增重的顽石。也正是这块顽石，悄然塑造着我。
从那时起，一个冰冷的、坚硬如铁的认知，便深深烙印在我的骨髓里：真相的重量，不在于它本身是什么，而在于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它、支持它。当所有人都指鹿为马，那匹被指认的鹿，无论多么真实，也终将变成他们口中的“马”。不被认可的实话，在喧嚣的谎言面前，就是最苍白无力的假话。 这份过早降临的残酷“启蒙”，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也像一块冰冷的磨刀石，它磨钝了我对“公平”的幻想，却也磨砺出我日后生存的某种本能——对人性幽暗的洞悉，以及对力量（无论何种形式）的隐秘渴望。它是我噩梦的遗产，也是我后来所有故事冰冷而坚硬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