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出来已经月余，也是一年的尾声了，这边的事情基本都已理清。
陶丽娜已经快要暴走了，沈山河再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而且加工厂虽然有人招呼，但工人的工资还等着他回去发放。
丈母娘此时还没有放弃努力，小别胜新婚，陶丽娜便也拿出十二分的努力做了几个菜为沈山河接风洗尘。
陶丽娜做的饭菜中规中矩，谈不上好吃，也还能下口，说简单点就是熟了，加了油盐。
说复杂点就是没有什么特点，炒菜时根本没有考虑什么食材特色，材料搭配。
也就是说，没人交代的话，她要炒，鸡肉鱼肉猪肉一样的这么炒；
她要蒸，鸡鱼肉也是同一种方法蒸。
她才懒得动脑子去管他什么方法什么火候什么配料。
回到家能有碗热菜热饭、我能为你亲手做羮汤，已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就该知足、该感恩戴德了。
还想挑三拣四，那就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是贪心不足、不知好歹、忘恩负义了。
回了家，接下来就是沈山河的忙碌时刻。
一年到头了，一切都得有个了结:
欠人的，要还人家；
欠我的，该有个交代。
一笔笔一项项都不能整岔了。
欠人的好说，基本都是本地赊下的原材料款，别说手中资金充裕，就是手头紧，沈山河也不会拖着不付。
恼火的是人欠的。
因为厂里的货主要发往浙江那边，虽然也尽量守着“钱到放货”的原则，但日子长做得熟了，总有些拉不下脸面的时候，多少要赊着些。
大多的紧着电话催一催，也都能回账。
最恼火的是有这么一类老板，开头爽爽利利，却在最后付款时突然说钱不够，还差多少多少。
偏偏他这个多少正好卡着额度，你若是想收回货物，所损失的运费什么的杂七杂八加上去基本就是这个数。
你若想转手联系另外的买家，业内有不成文的规矩:
别人还没交割清楚的货不能插手。
对于这种情况，沈山河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放货。
但对于欠着的那点钱账还是要讨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下次还想跟你有业务往来，到时候先清旧账再谈买卖。
当然，这也就是这些年市场红火，沈山河他们掌着上游货权可以硬气一把。
若是市场不景气，到了求着人家收你的货时，便只能任人拿捏了。
虽然单笔欠款都不大，但架不住积少成多。
沈山河只好隔一年跑一趟，尽量能要回来的要回来，要不回来的也有个延续账目的证明。
否则，依照法律的规定，欠下的钱如果没有任何追讨的意思或是没有证据证明有追讨的意思，超过一定的年限，法院就不再支持你的索款诉讼了。
当然，对方要是铁了心赖账，就算沈山河手里有法院的判决书也拿人家没办法:
自己要不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话，异地执行的费用太高，若一次二次执行不到位，你还得垫付“某些”费用。
若是最终不了了之没有执行到位，你就得倒贴部分执行中的费用。
所以规则也好、法律也好，在不把他们当回事的人眼里真的就那么回事，他们多的是手段和办法规避。
规则能约束到的都是那些老老实实自愿守着规则的人。
沈山河在基本理清厂里的事情后，元旦将近时便又和王建民两人跑去浙江讨债。
又是人在旅途。
车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后退，沈山河却只觉前路漫漫。
他捏了捏口袋里的账本，那里面零零散散已经有十来笔欠款了，时间长的都有三年多了。
数额大都不大，万八千的，电话过去人家基本都认账，但要么就说生意亏了，拿不出钱来。
要么就干脆不露面，让下面的人应付。
也有的拿质量说事的。
更有的甚至指责说这么点小钱都斤斤计较，太没格局，又没有亏本，能挣一点就得了。
浙江的冬天湿冷，像浸在凉水里。
沈山河俩人寻到的第一家公司也是欠款最多的，整。
当时一次要了沈山河三个车皮的货，而且很多规格是特定的，送给其他老板人家都嫌占地方。
货到了就说还差十万，你货交不交，不交你请回，经过一番拉扯最后沈山河只好让他们差放了货，如今二年多了。
看着大楼倒是气派，玻璃幕墙映着灰蒙蒙的天。
前台小姐听他说是来讨债的，脸上立刻浮起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在笑他自取其辱一样。
您预约了吗？
她问，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啪响。
预约？
沈山河一愣，
我这是来收钱的，收我们自己的钱。
哦，那也得先预约。
小姐头也不抬，
王总很忙的。
那一口的吴侬软语配上她漫不经心的神态，再无一丝红南女子的婉约柔美，让沈山河感觉犹如在这冬日的江南里淋了一场雨，诗意不起湿意入骨。
沈山河俩人在接待室等了两个钟头，大冷天喝完了三杯纸杯里的茶水。
期间有秘书模样的女子进来两次，一次说王总在开会，一次说王总刚开完会，正在休息。
第三次，一个腆着肚皮的男子踱进来，自称是财务经理。
沈老板啊，
他搓着手，脸上堆着笑，
这个事儿吧，我们当然认账。
但您也知道，现在生意难做，资金周转嘛……
这么大个场面随便扒拉一下就出来了，何必呢？
沈山河打断他，语气也有些不高兴。
是是是。
财务经理连声应着，从皮包里抽出一叠文件，
您看，这是我们的财务报表，最近确实紧张。
要不这样，再宽限我们几个月？
到时候一定连本带利……
沈山河皱眉，
欠条上可没提利。
哎哟，人情往来嘛，总不能让你们白跑嘛。
经理笑着，那笑容像是刻在脸上的，显然是把沈山河当成了跑腿的业务员，想收买了。
您再考虑考虑？
……
沈山河走出那栋大楼时，天已经黑了。霓虹灯亮起来，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迷离的光影。
“这都是些滚刀肉了，他们的信条是能赖掉的就是赚到的。”
沈山河苦笑着对王建民道。
“无所谓了，反正已经保本，能要到最好，要不到就当薄利多销了。”
“也只能如此了，我明天换一家，咱们预设三天时间，你从明天开始就像迎宾一样堵在这家门口，来一个人你就上去跟人说：
‘你也是来要账的吧，老板不在。’
估计这段时间上门要账的不少，碰到真要账的你多拉几个，大家抱团要。
要是有本地的，你叫他有多少人叫多少人来，把声势搞大点，搞起来后给我打电话，我再跟他们老板谈，他要是不答应咱就舍了一两万请个媒体过来。”
沈山河也是上脾气了，任谁干坐半天灌一肚子水还要被人耍都会发狠。
何况，他最是反感眼下日益盛行的这种“欠债的是大爷，要债的当孙子”的社会现象。
沈山河觉得，当欠债者挺直腰杆高高在上，而债权人俯首哈腰沦为乞讨者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货币的错位流离，更是文明肌理上的深刻裂痕，法制规则上的千疮百孔。
这种债与权的倒置，恰如一面明晃晃的铜镜，照见人性中最幽暗的丑陋，也映照出社会契约在现代环境下沦落成尘的尴尬困境。
债务关系的本质，是人类文明最早建立的信任契约。
从远古时期的物物赊欠，到现代社会精密的法律文书，赊欠行为承载着双重承诺：
既是对经济资源的让渡，更是对人格互信的庄严确认。
可如今，这种承诺正在被一方的背弃撕得粉碎。
欠债者将他人雪中送炭的善意，视为可以肆意透支的信用卡额度；他们在契约精神缺失的泥沼里，反而品出某种扭曲的优越。
于是乎，讨债者不得不踏入荒诞的剧场，在反复拉扯中耗尽自己的尊严，将债权博弈变成一场另类的尊严拍卖——
用自己的钱收购自己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