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司徒府得到王允的初步认可后，我在尚书台度支曹的日子，表面上似乎平顺了些。
孙主事对我愈发倚重，将许多疑难账目交由我处理，同僚们的闲言碎语也少了许多。
这让我得以接触到更多来自帝国各地的财政文书，如同一个贪婪的学徒，饥渴地吸收着关于这个庞大帝国运转的真实信息。
然而，平静只是表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关东诸侯组成讨董联军的消息传来之后（虽然他们内部勾心斗角，进军迟缓，但声势浩大），洛阳城内的气氛，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股最令人不安的暗流，便是关于董卓打算放弃洛阳、迁都长安的流言。
起初，这还只是在某些官员和士人之间私下流传的猜测。但渐渐地，这风声越来越紧，越来越真切，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在尚书台，我感受到的变化尤为明显。每日需要我核对处理的文书中，物资调拨的方向，悄然发生了改变。
以前，大量的粮草、军械是运往虎牢关、汜水关等东面关隘，以应对关东联军。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物资——尤其是那些便于携带的金银、布帛、珍宝——开始秘密地、或者打着“充实京畿储备”、“加强西线防务”等幌子，向西转运。
调拨的文书往往语焉不详，签字批准的也多是董卓的亲信或凉州籍官员，透着一股欲盖弥彰的味道。
人事任免也变得异常频繁。
一些原本负责洛阳城防工程、管理武库仓储、甚至维护沟渠水利的关键部门官员，常常一夜之间就被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罢黜，或者被调往无关紧要的闲职。
取而代之的，无一例外都是董卓的心腹之人。
这种系统性的“换血”，绝非正常的官员更替，更像是在为某种大规模的行动做准备，确保所有关键环节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城内的一些公共工程也莫名停滞了。
原本正在修缮的几段城墙、疏浚的几条沟渠，都突然停工，工匠被遣散，相关的款项也被冻结，不知去向。
这与董卓入京后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作风截然相反，唯一的解释似乎就是——他已经不打算在这座城市长久待下去了。
而在尚书台之外，玄镜台传递回来的信息，更是印证了我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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