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城内暂时找了个极其简陋的落脚点（几乎可以说是藏身之处）后，我深知，若想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帝都长期生存下去，并伺机而动，一个合法的、不易引人注目的身份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能永远像个见不得光的影子一样躲藏。我需要一个立足之基，一个能够让我接触信息、观察局势，并能相对安全地隐藏我真实目的的平台。
摆在我面前的，有几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都需要小心筹划和一点运气。
第一条路，是拜访太学祭酒丁允先生。丁先生是蔡邕先生的故交，也是我们那封“二次加密”密信的收件人。虽然他未必知道那封信是我和蔡琰所为（或许他猜到了，但未必会点破），但理论上，他对“蔡邕的学生”应该会抱有一定的善意。
我怀揣着一份（真假难辨，或许是蔡琰凭记忆模仿的）蔡邕先生的推荐信，整理好衣冠，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往了太学所在的辟雍宫。
太学，这座昔日帝国最高学府，如今也难免沾染了乱世的尘埃。虽然依旧有士子往来，但人数明显减少，许多人的脸上都带着忧虑和不安。
丁允先生身为祭酒，倒是依旧保持着学者的风骨，并未对董卓表现出过多的谄媚。
见到丁先生后，我呈上推荐信，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自己出身寒门、仰慕太学、希望能在此求学深造的愿望。
我并未提及任何与情报或颍川之事相关的内容，只是适当地展现了一些自己在算学和经义上的见解（这些是我平日积累和准备的），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
丁先生仔细看了推荐信，又考较了我几个问题。他看我的眼神颇为复杂，似乎在审视，也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最终，他并未直接收我为弟子，但或许是看在蔡邕先生的情分上，或许是觉得我确有几分才学，他松口允许我暂时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太学中听讲、查阅部分典籍。
这虽然不是正式的职位，但至少给了我一个出入太学、接触士人圈子的机会。
太学之中，各种消息流传甚广，也是观察朝堂风向的一个窗口。
第二条路，是设法让我在颍川的“功绩”发挥作用。
我知道，我在颍川提前预警黄巾之事，虽然细节未必为外人所知，但“颍川有奇才，数算精妙，曾助官军破贼”之类的名声，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通过某些渠道传入洛阳。
尤其是皇甫嵩、朱儁等将领的奏报中，或许会隐晦地提及此事。
我需要做的，是让这份“功绩”被合适的人知道，并将其与我本人联系起来。这需要一些技巧和……一点点“自我推销”。
我开始有选择地参加一些洛阳城内的文人集会或清谈场合（以太学旁听生的身份）。
在这些场合，我并不张扬，但会在合适的时机，看似不经意地，展露一些我在数算、逻辑推演方面的能力，或者对时局（尤其是黄巾之乱）提出一些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比如，在一次讨论颍川战事的集会上，当众人都在称赞皇甫嵩用兵如神时，我可能会“无意”中补充一句：“皇甫将军固然英明，然据闻颍川之战初期，官军似已早有防备，方能挫败贼军突袭锐气，不知是否属实？”
或者在讨论算学问题时，顺便提及一些我在颍川“实践”中遇到的、关于物资调配或人口统计的复杂计算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