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方豪强那场惊心动魄的“市场风波”告一段落后，徐州的经济秩序暂时恢复了平静。盐铁专营的各项工作，也在我和糜贞的紧密协作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见面的次数愈发频繁，有时甚至需要加班到深夜，一同核对账目，或者商议第二天需要处理的事务。
起初，我们的交流严格限制在公事范围之内。但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或者在某个深夜，当最后一卷账簿被核对完毕，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下来时，一些工作之外的、更轻松随意的交流，便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有时，是在糜家那间灯火通明的大账房里，我们各自端着一杯热茶，看着窗外寂静的庭院，随意地聊起一些徐州的风土人情，或者彼此家乡的趣闻轶事。
有时，则是在我处理完盐铁司的公务，顺路（或者说，是“刻意”顺路）经过糜贞居住的那处清雅别院时，她会以“讨论某个账目细节”或“请教某个算学问题”为名，邀我入内小坐片刻。
那处别院虽然不大，却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充满了不同于寻常大家闺秀府邸的、一种干练而雅致的韵味。院子里没有太多娇艳的花卉，反而种着几竿修竹，几丛兰草，显得清爽利落。
书房里，除了常见的经史子集，更多的是各种与商业、地理、甚至律法相关的实用书籍和地图卷轴。
在这些工作之外的交流中，我得以窥见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糜贞。
她并非仅仅是一个精明的女商人。
她同样关心民生疾苦。 在谈及徐州百姓的困顿和流民的苦难时，她眼中会流露出真切的同情和不忍。她会主动提出一些利用糜家资源进行赈济或安置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往往也兼顾了商业上的可行性）。
她对时局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她虽然不像蔡琰那样精通经史，能引经据典，但她看问题的角度往往更加务实和敏锐。她能从粮价的波动中预判出潜在的军事风险，能从商路的通塞中分析出各方势力的强弱消长。她的许多观点，虽然带着商人的“功利”色彩，却往往一针见血，让我深受启发。
她也有着不同于寻常女子的抱负。
她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富家小姐或未来的贤妻良母。她对参与家族事务、甚至影响徐州经济走向，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
她渴望证明，女子同样可以在这个男权主导的时代，做出一番不凡的事业。而她，似乎也对我这个“异类”的官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好奇和探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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