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徐州度支书吏培训班”虽然在我的强力推动下“顺利”结束，并且通过严格的考核，筛选出了一批初步掌握“经纬平衡记账法”的官吏。
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之路从此便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当这些经过培训的官吏回到各自的岗位，开始尝试将新法付诸实践时，来自整个旧官僚体系的、根深蒂固的抵制和惰性，如同巨大的沼泽一般，开始显现出它可怕的力量，几乎要将我们这点微弱的改革火苗彻底吞噬！
阻力，来自方方面面，形式也五花八门：
明面上的“学不会”、“记不住”：
这是最常见，也最令人头疼的抵制方式。许多年纪偏大、思想僵化的老吏，他们根本不愿意跳出自己舒适了几十年的旧有模式。
面对新的科目体系、新的账簿格式、新的平衡规则，他们要么是双手一摊，连连摇头，声称“年纪大了，脑子不中用了，实在学不会”；要么就是在实际操作中，故意出错，将账目做得更加混乱，然后以此为借口，抱怨新法“过于繁琐”、“不切实际”，要求恢复旧制。
暗地里的“消极怠工”与“阳奉阴违”：
有些官吏，表面上不敢公然反对，甚至在培训时也表现得颇为“积极”。但回到自己的岗位后，却开始玩起了“拖字诀”和“选择性执行”。
对于上级要求用新法记录的账目，他们要么以“人手不足”、“旧账未清”等各种理由拖延；要么就是只在表面上套用新法的格式，内里却依旧是混乱不堪的流水账；对于那些需要严格凭证支持的敏感开支，他们则常常以“凭证丢失”、“情况特殊”为由含糊其辞。
联合抵制与孤立“新派”：
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或者与地方豪强勾结最深的旧官僚们，更是会暗中串联，形成攻守同盟。他们会集体抵制新法的推行，互相包庇，掩盖彼此的错误和舞弊行为。对于那些积极学习和推行新法的“新派”官吏（特别是那些出身寒门、被我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则会采取孤立、排挤、甚至栽赃陷害的手段，试图将这些“眼中钉”拔除。
我派下去的督导小组，也常常受到他们的冷遇、刁难甚至威胁。
利用“人情”与“规矩”进行掣肘：
他们还会巧妙地利用官场上那些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和“潜规则”，来对抗我的改革。
比如，某个郡的财政出了问题，郡守可能会找到与我关系尚可的糜竺公或陈登来说情，希望我能“高抬贵手”；或者，他们会搬出一些早已过时的、但名义上仍然有效的“祖宗规矩”或“旧有惯例”，来质疑新法的“合法性”。
这种来自整个官僚体系的、无处不在的抵制和惰性，如同一张巨大的、黏稠的蛛网，缠绕着我的改革步伐，让我感到举步维艰，甚至……心力交瘁。
我意识到，我之前可能还是低估了这场改革的难度。改变一套记账方法，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对整个官僚体系权力结构、利益格局、乃至思维习惯的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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