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考核也得改！”林织娘作为工农女性代表，提出了关键意见，“不能光考背书，得考‘理论用得对不对’——每学期要交一份6000字的理论分析报告，结合四门课的核心理论，分析一个民生问题，比如‘用《秀英思想》分析织工工资低的原因’；还要交一份实践报告，比如‘用《品德与法典》帮织工拟维权方案’，工农代表要参与评分，不合格的得重修理论课。”
马淑贤补充了少数民族的考核细节：“少数民族学生的理论报告，可以用本民族语言写，案例也可以选本民族的——比如彝族学生可以写‘用《常静徽思想》分析山地球队的组织方法’，这样理论才接地气。”
下午两点，投票环节开始。近两百名工农代表举起手里的麦秆投票牌（黄村麦农做的，象征工农民意），全票通过《高等学府思想品德与大明民主主义理论课建设标准》。散会时，赵麦围把《大明民主主义原理》递给汉武大学的代表：“记住，这书里的理论，不是给官看的，是给工农用的，教出来的学生，得能帮俺们种好麦、护好娃、织好锦。”
半个月后，汉武大学的“大明民主主义学院”正式挂牌，院长是黄村的张大叔（工农代表），副院长是苏省的织工李姐。学院的第一堂《大明民主主义原理》课，张大叔没带课本，而是带了一把麦镰和黄村的修渠图纸：“今天讲‘群众史观’，俺们不说旧朝的事，就说黄村修渠——当时技术员说要修混凝土渠，要花五万明币，老农们说‘用竹筐装石头堵缺口，只要一万’，最后按老农的法子办，不仅省钱，还快了半个月。这就是群众的智慧，是咱们理论的根。”
学生们跟着张大叔去黄村麦场，用《韵澜思想》的“实践三步法”调研麦种需求：第一步，蹲在麦垛旁听老农说“要抗湿、早熟”；第二步，用《大明民主主义原理》的“客观规律”分析，黄村多雨，早熟麦能避开梅雨；第三步，选了三个麦种试种，最后“民生2号”麦种亩产多了两百斤——这就是理论落地的样子。
京北百姓大学的《朱静雯的百姓思想》课上，王婶（护童员，工农代表）给学生们讲“听百姓说”：“去年西乡村设护童岗，一开始定的是‘每天值守四小时’，老农们说‘早上六点要下地，没法值守’，后来改成‘早班七点到九点，晚班六点到八点’，还加了‘值守一次给五明币补贴’，这样才没人缺席。你们学理论，就得记住，百姓的话比条文重要。”
三月初，全国议事会组织督查，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苏省织工专科学校的学生，用《秀英思想》的“工农权益理论”，帮织工算清了“织带花纹的云锦，工时该多算两小时，工钱能多拿三币”；川省凉山的彝族学生，用《常静徽思想》的“基层治理理论”，帮山寨拟了“火塘护童议事会”制度，寨老们都说“这理论懂俺们”；汉武大学的学生，用《品德与法典》的理论，帮西乡村完善了护童岗规章，加了“村民可随时查岗”的条款，王婶笑着说“这才是学了能用的理论”。
督查报告里写着：“全国67所高校均已成立直属理论教学机构，四门课程理论占比达标率100%，学生能用理论解决民生问题的比例从38%提升至76%，其中工农代表参与评分的实践报告，通过率82%。”
那天晚上，朱静雯、赵麦围、朱悦薇、陈纺娘、马淑贤、林织娘坐在议事厅的角落，看着窗外京北的夜景——远处高铁站的护童核验点还亮着灯，近处织坊的窗户里透出织机的微光。赵麦围咬了口麦饼，说：“俺们搞理论课，不是为了让学生背条文，是为了让他们握着理论的‘镰刀’，能帮工农割掉‘难题’，种出‘好日子’。”
朱静雯点头，翻开《大明民主主义原理》，扉页上有工农代表们的签名，张大叔的字带着麦秆的糙气，李姐的字沾着云锦的墨香。“这就是大明的理论课，”她说，“根在工农，魂在民生，60%的理论是百姓的经验，40%的实践是百姓的需求——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改变大明的样子，不是喊口号，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工农的‘帮手’，让每个理论都能长在民生的地里。”
夜风从铜门缝里吹进来，带着麦田的清香，议事厅里的灯光映着那本写满工农智慧的标准草案，也映着大明民生理论的未来——那是由麦农、织工、护童员和学生们一起，用理论和实践织就的，踏实又红火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