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肯定了传统医学的价值，让不少传统医官面色稍霁。
“然，医道如水，无常形，无定势。病有万变，法亦应有万变。此农妇之证，表面为‘虚’，实则乃‘虚实夹杂’——气血整体为虚，但胞宫局部因异物残留、感染而存有‘实邪’。若只见其虚，一味峻补，如同往一个底部有漏孔的容器中不断注水，水虽多，终将流尽，甚至因水满而加重漏孔负担。此即《内经》所言‘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真假虚实，需明辨秋毫。”
她引经据典，将传统医理与病例结合，深入浅出，顿时让许多资深太医都微微颔首，表示认同。这番话，说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之上。
“蛊医之道，其长处之一，便在于此等‘微观辨邪’与‘精准清除’。”林晚夕继续道，“‘清宫丝蛊’之设计，初衷正是为了应对此类传统诊断难以明晰、常规药物难以触及的‘微观实邪’。它并非取代补益，而是为补益扫清障碍，创造时机。此案之失，在于意外干扰，而非疗法本身之谬。若因一次意外干扰导致的变故，便全盘否定一种具有特定价值的疗法，岂非因噎废食？”
她顿了顿，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再者，张太医反复提及‘活蛊入体’之风险，担忧其不可控。那么，本宫试问诸位，传统医学中，用以‘以毒攻毒’的砒霜、乌头、马钱子，其毒性是否可控？其用量是否需极其精准？其应用是否需严格辨证？若使用不当，是否同样立时毙命？”
一连串的反问，掷地有声。众太医默然，这些都是医学常识，无人能够否认。
“万物皆具两面，药即是毒，毒亦可为药，关键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林晚夕的声音清越，“蛊虫亦然。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具有‘活性’的‘药物’，通过严格的培育、筛选、控制手段，使其‘药性’——即其特定的生物功能——为人所用，何错之有？《净雪蛊经》所载数百种蛊虫，每一种皆有其明确的适用范围、使用禁忌、控制法门及反制措施，其规范之严谨，较之许多传统猛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因它是‘活物’便心生恐惧，拒之门外，此非医者应有之开拓精神。”
她回到主位，却没有坐下，而是环视众人，语气沉凝而充满力量：
“医学之道，当以解除病痛、延续生命为终极目的。无论传统医学还是蛊医，皆是通往此目的之路径。路径或有不同，所见风景或有差异，但目标一致。传统医学宏阔，擅调系统；蛊医精微，长于靶向。二者非但不应相互排斥，更应互为补充，取长补短。”
“譬如北境战场所用之‘愈伤蛊’，能加速伤口愈合，若辅以传统补气血之药，是否疗效更佳？再如，某些疑难杂症，传统方药难入其微，若能以蛊术先行清除特定病源，再以传统医术调理整体，是否能为患者多争得一线生机？”
她开始列举大量经过严格筛选、记录详实的成功病例。不仅有采石匠那样的奇症，更有许多常见病、慢性病中，蛊医与传统医法结合后，产生一加一大于二效果的案例。她不仅讲述病例，更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医理，将蛊医的“蛊性”理论与传统的“药性”、“经络”、“气血”理论相互印证，试图搭建起沟通两种医学体系的桥梁。
她言辞恳切，逻辑清晰，引用的病例真实可信，阐述的理论虽新却能与传统医理找到契合点。那些原本中立的医官，眼神逐渐从疑惑转向思考，从思考转向认可。他们发现，皇后娘娘并非一味偏袒蛊医，而是真正站在医学发展的高度，倡导一种融合与创新的道路。
张太医等人，初时还试图反驳，但随着林晚夕列举的案例越来越多，理论阐述越来越深入，他们的反驳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他们意识到，皇后对传统医学的理解之深，远超他们想象，而她所展现出的蛊医理论，也并非他们原先所以为的“粗陋巫术”，而是一套拥有自身完整逻辑和实践支撑的体系。
当林晚夕最后以一个“传统针灸辅以通络蛊，成功治愈一位缠绵病榻多年的顽固痹症老者，使其重新站立”的案例结束她的论述时，整个议事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那沉默并非压抑，而是一种被知识与智慧冲击后的震撼与反思。
孙仲景适时起身，总结道：“皇后娘娘高屋建瓴，令我等茅塞顿开。医学之海，浩瀚无垠，我辈当怀谦逊之心，博采众长，方能不断前行。今日辩论，非为争一时之高下，乃为求医学之真谛。望诸位同僚，能摒弃门户之见，共研医道，造福苍生。”
辩论会的结果，不言而喻。虽然不可能让所有反对者立刻转变观念，但绝大多数中立派医官，已被林晚夕的学识、气度以及所展示的融合前景所折服。太医院内部那种剑拔弩张的对立气氛，明显缓和了下来。公开的、激烈的反对之声，自此之后，渐趋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