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点点头，将一块饼递给了他：“在佛面前，人人一样。你看，我是中原人，你是印度人，我们都能吃同一块饼，为何不能平等？”
贱民捧着饼，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他第一次被高种姓的人（僧人在印度被视为较高等级）平等对待，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人”。
很快，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皈依佛门，他们在寺庙里帮忙、听经，甚至跟着僧人学习识字。赵勇趁机推行新的户籍制度，将这些皈依的百姓编入“佛户”，免除赋税，让他们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
这自然引起了印度教祭司的恐慌。他们煽动高种姓的贵族，说这些中原僧人是“恶魔的使者”，要颠覆印度的秩序。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印度教祭司组织信徒破坏佛寺，中原僧人则带领“佛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
“给我镇压！”赵勇的态度很明确，“谁敢动僧人一根手指头，就地处决！”
秦军的火枪和刺刀，成了佛门最坚实的后盾。几次冲突后，印度教祭司再也不敢公开挑衅，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百姓皈依佛门，种姓制度的根基，在潜移默化中被侵蚀。
西域和欧洲的道家传道，则充满了“奇幻色彩”。
道士们不像僧人那样讲经，而是靠着炼丹、占卜、医术吸引信徒。他们在西域的城邦里，用草药治好当地人的疾病；在欧洲的城堡外，用罗盘（改造成占卜工具）“预测”天气；甚至当众演示“点石成金”（其实是化学反应生成金色物质），唬得当地人目瞪口呆。
“这位道长，您能治好我女儿的病吗？”一个欧洲贵族跪在道士面前，他的女儿得了怪病，浑身发热，御医束手无策。
老道拿出随身携带的丹药（其实是退烧药），让女孩服下，又用银针（改良成不易折断的钢针）在她身上扎了几个穴位。几天后，女孩的病果然好了。贵族感激涕零，不仅皈依道教，还将自己的城堡捐出来当道观。
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厌倦战争的欧洲人。他们厌倦了重甲骑士的厮杀，厌倦了教会的严苛，觉得道家的思想像一股清泉，能洗涤心灵。在多瑙河畔，甚至有法兰克贵族放弃信仰，跟着道士学习吐纳之术。
这自然触怒了欧洲的教会。他们将道士视为“异教徒”，煽动信徒攻击道观，烧死道士。王烈的应对比赵勇更直接——他派火枪兵保护道观，谁敢闹事，直接开枪射击。
“在大秦的土地上，信什么教是自由的，但谁敢用宗教杀人，就别怪我不客气。”王烈在公告里写道，语气强硬。
教会的势力在秦军的压制下渐渐萎缩，而道家的影响则不断扩大。不少欧洲人开始佩戴道家的符咒，家里摆放着三清像，甚至有人学着用汉语念“道可道，非常道”。
神庙的祭司们，则在草原和非洲掀起了“造神运动”。
他们在每个部落都竖起李砚的图腾柱，定期举行祭祀，宣讲“天可汗的恩德”。他们告诉牧民，草原的风调雨顺是天可汗的恩赐，秦军的胜利是天可汗的保佑，甚至将蒸汽机车、火枪都说成是天可汗“洒下的神物”。
“看到那会跑的铁马了吗？那是天可汗派来巡视草原的，谁要是不听话，铁马就会踏平他的帐篷！”祭司在蒙古部落宣讲时，指着远处驶过的蒸汽机车，声音洪亮。
牧民们敬畏地看着蒸汽机车，对李砚的“神力”深信不疑。他们开始向图腾柱献祭，祈求天可汗的保佑，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神庙当学徒，学习中原的文字和礼仪。
在非洲，祭司们则用更直接的方式——展示秦军的武器。他们让非洲人看火枪如何击穿木板，看开花弹如何炸塌房屋，告诉他们：“这是天可汗的怒火，谁敢反抗，就会被怒火吞噬。”
非洲部落的人们本就信奉神明，看到这些“神迹”，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部落图腾，转而崇拜李砚。李烈趁机将这些部落编入“神户”，让他们跟随秦军作战，既消耗了人口，又巩固了统治。
这场信仰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却同样惨烈。佛道的经文与印度教的梵音对抗，道家的丹炉与教会的十字架碰撞，神庙的图腾柱与部落的巫毒教较量……每一处异域的土地上，都在上演着信仰的争夺。
长安的李砚，看着各地传来的奏报，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他不在乎这些宗教本身，只在乎它们能否成为统治的工具。佛教瓦解印度的种姓，道教对抗欧洲的教会，神庙巩固草原和非洲的统治——只要能达到目的，哪怕手段强硬，甚至血腥，他也在所不惜。
“告诉王烈和赵勇，支持谁，打压谁，要把握好度。”李砚对兵部尚书下令，“信仰这东西，能用来维稳，也能用来作乱。让他们盯紧了，一旦有宗教势力想脱离掌控，立刻灭了，不用请示。”
他知道，这场信仰的战争，比战场上的厮杀更漫长，也更关键。只有让异域的人们，从信仰上认同大秦，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才能让那些用骨血铺就的土地，彻底融入帝国的版图。
夕阳西下，慈恩寺的钟声早已消失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恒河边的诵经声，多瑙河畔的道号声，草原上的祭祀歌……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谱写着大秦扩张史上，最隐秘也最深刻的一章。而李砚，就是这场信仰战争的幕后指挥者，用宗教的利刃，剖开异域的迷障，为帝国的未来，开辟出又一条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