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李烈，南征可以，但不许滥杀无辜，尤其是那些愿意臣服的部落，要编入户籍，教他们耕种、织布，让他们成为大秦的子民。”李砚批复道，“另外，让他在尼罗河沿岸推广水稻种植，那里的水土，适合种咱们的改良稻种。”
与美洲、非洲的“放任发展”不同，印度始终被李砚牢牢抓在手中。
这片恒河流域的沃土，气候湿热，物产丰饶，既能种水稻，又能产棉花，还有取之不尽的铁矿和宝石，是大秦重要的财富来源。更重要的是，印度离中原不算太远，通过西南的陆路和南洋的海路都能抵达，便于中枢掌控。
因此，李砚没有将印度分封给任何子嗣，而是采用了“将士镇守”的模式——将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们分封在印度各地，给予他们土地和爵位，让他们带着军队直接统治，同时派监国御史常驻，监督吏治与税收。
王贲的副将赵勇，因平定波斯有功，被封为“恒河侯”，镇守印度中部。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当地的反抗——那些不甘失去特权的婆罗门祭司，煽动低种姓百姓叛乱，被赵勇用铁腕手段平定，光是被处死的祭司就有上千人。
“将军，剩下的祭司都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说了。”亲兵汇报。
赵勇站在恒河边，看着河面上往来的商船，冷冷道：“光吓住不行，要让他们彻底臣服。把大秦的法典刻在石头上，立在每个村子里，让他们知道，现在是大秦的天下，得守大秦的规矩。”
他还推行了“军功授田”制度——凡秦军士兵，只要在印度服役满五年，无论出身，都能分到一百亩土地；若能娶当地女子为妻，还能额外获得五十亩。这一招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不少士兵在退役后选择留在印度，成了既懂军事又懂治理的基层官吏，有效遏制了当地的反抗。
在南部的德干高原，镇守那里的是从南洋调回来的老将郑和。他不像赵勇那样强硬，而是用贸易和教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他在高原上修建商站，用中原的丝绸、瓷器换取当地的钻石、香料；开设学堂，教孩子们说官话、写简体字，甚至允许婆罗门祭司担任学堂的老师，只要他们讲授的内容符合大秦的律法。
“郑将军，那些祭司说，愿意放弃种姓制度，支持大秦的统治。”幕僚来报。
郑和正在查看新到的棉花，闻言笑道：“他们不是愿意，是没得选。只要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谁还会信他们那套虚无缥缈的神佛？”
事实的确如此。随着大秦的治理深入，印度百姓的生活渐渐好转——新作物的推广让他们不再挨饿，军功授田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官话的普及让他们能与外界交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自己“大秦子民”的身份，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弱。
这日，李砚收到了印度行省的联合奏报。赵勇说恒河平原的水稻亩产突破了千斤，郑和说德干高原的棉花开始运往中原，各地的监国御史则汇报，当地的税收已占帝国总税收的两成，且还在持续增长。
李砚将奏报放在案头，心中满意。印度的稳定，证明了“将士镇守”模式的成功——比起血脉相连的子嗣，久经沙场的将士更懂得如何在异域维持统治，他们的铁血与经验，是镇压反抗、稳定秩序的最佳保障。
夕阳西下，李砚站在观星台上，望着西方和南方的天际。他知道，美洲的李澜正在陌生的大陆上开垦，非洲的李烈正在草原上征战，印度的赵勇和郑和正在安抚百姓……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势力，如同大秦伸出的触角，正在一点点探索、征服、融合。
他不在乎这些土地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只要它们始终打着“大秦”的旗号，始终与中原保持着联系，就足够了。帝国的扩张，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他，只是为这条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至于那些遥远的土地上将会上演怎样的故事，是繁荣，是纷争，是融合，还是独立，都将由时间来书写。而李砚，只需守好中原这方根基，看着远方的星火，在自己铺就的轨道上，渐渐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