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炊烟升起时，多瑙河畔的晨雾刚散。王烈站在新落成的城楼上，看着一队队中原移民推着独轮车，沿着铁轨缓缓进入新城。移民们的脸上带着疲惫，眼神里却藏着对未来的期盼，他们的车斗里装着种子、农具，还有用布包着的家当——这是朝廷组织的第五批移民，目的地是刚平定的基辅公国旧地。
“将军，这批移民里有不少木匠和铁匠，正好能帮着修铁路。”副将指着人群中几个背着工具的汉子，语气里带着兴奋。
王烈点点头，目光扫过城楼下的牌匾——“永平城”，这是李砚亲自取的名字，寓意“永远太平”。城内的街道已按长安的规制铺设，两旁的房屋一半是中原样式的瓦房，一半是改造过的欧洲石屋，工匠们正忙着给石屋加盖飞檐，试图让两种风格融合得更自然。
不远处的铁匠铺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一个中原铁匠正带着两个欧洲学徒打铁，他用官话夹杂着几句生硬的拉丁语，教他们如何锻造铁轨零件。学徒们虽然听得磕磕绊绊，手上的活计却学得认真，额头上的汗珠混着铁屑滚落，在阳光下闪着光。
“让移民和当地人混居，家眷不够的，就从欧洲俘虏里挑些女子配给他们。”王烈对副将下令，“孩子们必须上学堂，学官话，学律法，十年后，这里要和中原没两样。”
这是李砚定下的“融土之策”——用移民稀释当地人口，用教育同化后代，用通婚打破种族隔阂。在多瑙河流域推行三年，已初见成效。第一批移民的孩子，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有的还考上了当地的学堂，成了小秀才。
恒河流域的“融土”则更侧重于文化渗透。赵勇在马杜赖城邦设立了“汉学馆”，邀请中原的儒生来讲学，教授《论语》《孟子》，还将印度教的经典翻译成汉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编成适合儿童启蒙的课本。
“陛下说，要让他们觉得，汉文化和本地文化不冲突，甚至能让他们过得更好。”赵勇在给李砚的奏折里写道，“现在南印度的贵族子弟，以能说官话、写汉字为荣，不少人还主动取了中原名字。”
他没有说的是，这种渗透背后，是秦军铁腕的支撑。有个印度教祭司拒绝让子女上学堂，暗地里煽动信徒抵制汉化，赵勇直接派火枪兵查封了他的神庙，将其全家贬为奴隶，送往南洋种植园——杀鸡儆猴的效果，远比苦口婆心的劝说更有效。
两条战线的文治与武功，像一对齿轮，相互咬合，推动着大秦的版图不断巩固。而长安的李砚，则是这对齿轮的轴心，用一道道圣旨，精准地调控着转动的节奏。
这日，李砚收到了两份特殊的奏报。
一份来自西域都护府，说当地的突厥部落首领，主动请求废除部落制，改为州县制，还将自己的女儿送入长安，请求嫁给皇子——这个曾经与大秦为敌的部落，如今已彻底臣服，甚至以与皇室联姻为荣。
另一份来自美洲分封地，说李屿在当地发现了大量的银矿和金矿，已组织工匠开采，第一批白银即将通过海上商路运回长安。随奏报送来的，还有一块拳头大的狗头金，金灿灿的，在阳光下晃眼。
“好，好啊！”李砚拿着狗头金，忍不住笑道，“告诉李屿，开采时要注意安全，别让矿工太累了——留着他们的力气，还要开垦土地呢。”
他知道，白银和黄金的流入，将极大地促进大秦的贸易和经济。现在的大秦，东到美洲，西到多瑙河，南到南洋，北到西伯利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中原的棉布、瓷器、铁器，换回美洲的金银、欧洲的羊毛、印度的香料、南洋的橡胶，商船在各大港口穿梭，帆影蔽日。
为了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李砚推行了“行省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行省，每个行省设巡抚一名，掌管民政；设都指挥使一名，掌管军政；设提刑按察使一名，掌管司法，三者相互制衡，直接对中央负责。
“无论在哪个行省，律法只有一部，那就是《大秦律》；语言只有一种，那就是官话；度量衡只有一套，那就是工部制定的标准。”李砚在朝会上强调，“谁要是敢搞地方割据，搞特殊化，朕就摘了他的脑袋！”
为了让政令畅通，他还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驿站系统，用快马和电报（百工营研制的简易电报，通过电线传输信号）传递消息。长安的命令，三日内就能传到多瑙河或恒河，效率之高，前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