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端坐御座之上，语气平静却带着隐隐怒意地说道：
“朕方才已经讲明，此事尚需严守秘密。朕此番南行，乃关乎我大明根本，行程既定，不必再议。尔等退下吧。”
他们显然不会就此罢休。
即便皇帝当廷震怒，今日也势必要据理力争，绝不能让皇帝亲赴南方。
“陛下真要不顾祖宗基业，背离万民百官之劝谏而独行其是吗？难道陛下不记得隋炀帝的往事了吗？”
“陛下真要引发天下怨愤不成？”
若非顾忌朝堂威仪，朱由校几乎想放声大笑。
这一套以道德施压的手段，早已是老生常谈。
尤其是在明末，文臣们对此运用得炉火纯青。
当年他们攻击万历皇帝也是如此。先把自己装扮成道德高尚的清流，站在高处肆意指责皇帝，全无君臣之分。
皇帝无论推行何策、施行何事，只要不合他们心意，必遭群起反对。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明朝皇帝的权力比起汉唐宋不知集中多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王朝皇权集中的巅峰时期。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明朝皇帝的权力其实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朱元璋确实权倾天下，但他的后代远远不及。即便是朱棣，有时也不得不迁就士大夫。
到了朱由校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文臣在朝廷的势力已隐隐凌驾于皇权之上。
“党争”正是文人势力迅速扩张的产物。
对于朝政事务，官员向皇帝进言本属正常，但他们连皇帝的内廷事务也要干涉，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议论一番。
此次皇帝决意南下，对这些文臣而言，无异于是要害受胁，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全力抗争。
而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皇帝的，正是来自南直隶的官员。
他们对皇帝南巡一事最为敏感。
自永乐十八年大明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与皇权重心也随之北移。
两百余年过去，皇权在江南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覆盖范围也日益缩小。皇帝不得不采取以官绅制衡豪强的治国策略。
虽然大明实行两京制度，南京仍设有完整的六部机构，但实际作用微乎其微，不仅无法协助皇权统御江南，反而成了地方豪强的庇护所。
南京长期游离于中央权力之外。
自宣宗皇帝至今，这两百余年里，从未有皇帝亲临南方。
久而久之，南方的实际权力逐渐落入本地官绅与豪强手中。
到了朱由校的天启年间，这些地方势力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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