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积怨早已根深蒂固，甚至超出了他所能调和的范围。
因此，他才不得不采取这般强硬手段。更何况，这些曾经有过劣迹之人，极易再度作乱。
倘若此次轻饶，将来定会变本加厉，再次作乱。
就像崇祯皇帝当年对张献忠、罗汝才等人的招抚，每次皆是“将亡则降，稍缓即叛”。
他们眼看局势不利，便向官员示好，表示愿弃恶从善；待到走投无路，又再次归降。
这类情形屡见不鲜，仿佛陷入一个无尽的轮回。
第二类人，则是那些既未起兵，也未协助平叛的土司。
这类人态度暧昧，脚踏两条船，暗中与奢安叛军勾结是常态。
不过比起那些充当炮灰的土司，他们更为狡猾，不到局势明朗，绝不轻易站队。
御林军在查办其他土司时，也会顺带探听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朱由校与他的亲信将领们平日往来时，也常借机旁敲侧击，试探口风。
执法队中的锦衣卫，最近都被派了出去，秘密查访这些人的过往行迹。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朱由校从不相信有人能将事情做得毫无破绽。
只要发现一丁点蛛丝马迹，他都会立刻追查到底，绝不姑息。
这次他决心铲除这个反叛势力的根基，务必将其连根拔起。
毕竟在大明朝，观望不前者比比皆是。这些人只会在局势明朗、胜算在握之时，才肯亮明立场。
第三种人，则是朱由校今后几年治理西南的重要班底。
像秦良玉这般忠君报国者，大有人在。
川地的苗族、壮族土司，也有不少愿为朝廷出力，为国建功的。
对待这些人，自然要给予礼遇，妥善安置，将其纳入自己的阵营。
虽说土司制度弊端不少，但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制度本身，而非人品。
水西安氏和永宁奢氏，数十年前也曾忠于朝廷，只是随着时局变化，才渐渐偏离了轨道。
短期内，若想迅速、有效地掌控四川与贵州，还是离不开当地势力的支持与配合。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与作为君王的胸怀，朱由校当众亲笔拟写了一道敕命。
以秦良玉多年战功，以及其一家对朝廷的贡献，敕封其为平南伯，世袭罔替。
授其伯爵之位，兼任四川兵备使、提督军务总兵官，拜武将第三等右将军，赐将军印，并任右军都督府左都督。
特准其拥有“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之权。
自此以后，四川全境军务皆由秦良玉统辖，包括右军都督府下属各卫所亦在其管理范围内。
但能否真正调动兵马，仍是难题。
五军都督府的调兵、练兵之权归兵部掌握，粮饷这一关键环节也被户部把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