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朱由校从这群人里挑选一个堪当大任者，着实不易。
他看了许久，思索再三，终究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漕运总兵官一职极为关键，需借漕运之权牵制南直隶的官绅势力。这个人选，必须立场坚定，忠心辅佐朝廷，像英国公那样尽心竭力。
最终，他只能在一群平庸之人中选出相对合适者。
于是，下旨：敕封宣城伯卫时新为漕运总兵官，兼淮安防务与河道总管。
敕封惠安伯张庆臻为漕运兵备防守参将，协助总兵官处理河道与漕运诸事。
朱由校选中的这两人，既非开国功臣之后，也非靖难功臣后裔。宣城伯由武宗所封，惠安伯则是英宗时册封。
虽为勋贵出身，但他们并未如其他人那般结党营私、图谋私利。
大明朝的武勋贵族，派系林立，等级分明，彼此之间远比文官更难团结一致。
开国功臣与靖难旧部这两个勋贵群体，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更为紧密，毕竟他们的祖先曾一同征战沙场，生死与共。
其他时期受封的勋贵，在这个圈子里地位就不那么显赫，更谈不上拥有什么派系力量。
朱由校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除了他们背景清白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两家对皇帝本人极为忠诚。
英国公府尚且拥有一支数百人的私兵，而这两位家中，除了家仆与少量护卫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可调动的武装力量。
当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时，张世泽号召勋贵们将家丁护卫组织起来，誓死抵抗于城中。
然而这两家的回应是，家中并无可用之兵，即便有心杀敌也无能为力。最终，随着内城陷落，两家选择自尽殉国。
宣城伯与惠安伯两家，因不属于开国与靖难的勋贵体系，反而避开了不少无谓的纷争。
当朱由校宣布由他们分别担任总兵官与参将时，勋贵之中便有人感到不满。
谁也没有料到，皇帝竟然会让这两个几乎毫无影响力的人担此重任，实在出乎常理。
文官们则表现得十分平静，自始至终未曾开口。支持皇权的官员明白，皇帝自有打算，因此并未提出人选。
其余官员更是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对这种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自然不愿插手。
勋贵之中情绪最激烈的，当属成国公朱纯臣。
他堂堂靖难出身的国公，竟被两位不起眼的伯爵压过一头，心中实在难以接受。
朱由校自然注意到了他的情绪，但他选择了无视。
这种扰乱秩序之人，迟早要让他尝点苦头。
至于卫时新与张庆臻两人，完全是一脸茫然。
他们从未想过，皇帝竟会如此信任他们，委以如此重任。
然而圣命已下，二人也只能接受。皇帝的信任，本就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
接着，朱由校下令依照天顺年间的旧制，将十三位把总重新划归总兵官统辖。
为了让二人尽快熟悉职务，不被暗中掣肘，朱由校特地调拨两千虎贲军士供他们调遣。
空降的官员最难应对的，就是下属不服、阳奉阴违，甚至联手排挤。
两千兵虽不算多，但至少有了可用之人，不至于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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