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若勋贵他们未有明显悖逆之举，朱由校难以轻易动之。若贸然行事，只会令天下人心寒。
如同崇祯皇帝那般，极重颜面，惧怕担责。明明清楚某个臣子是在为自己谋划，也知其所言属实可行。
但当群臣反对声起，他便退缩，甚至顺从众人之意，反过来打压那位忠心耿耿之臣。
结果如何？人心渐冷。君主自身立场摇摆不定，旁人又怎敢全心追随？
真正有才略者因此踌躇不前，做事处处顾忌，不敢放手施为。
孙传庭便是例证。崇祯委以重任，命其赴陕西募兵练军，可国库空虚，经费却一文不给。
孙传庭明白皇帝面临的困境，于是将解决军饷、粮草及各项军需开支的希望，投向了那些家财万贯却装穷推诿的乡绅地主。
他采取强硬与拉拢并行的手段，总算在短时间内筹措到了所需资源。
可当这些地方豪强联合上奏，请求朝中大臣参劾孙传庭时，皇帝竟下旨斥责他一番，并明令禁止今后再行此类举措。
崇祯或许并不清楚民间实情，被朝臣蒙蔽，听信了弹劾之辞才做出这等决断。
但他不可能看不出，孙传庭的做法切实有效，对国库和边防皆有裨益。
可最终，他仍选择压制这位真正能替朝廷稳住局面的重臣。原因无他，只为保全自己“仁君”的形象，不愿惹来士族阶层的非议。
可笑的是，他视若珍宝的名声，在他人眼中反成了可利用的弱点，成了动摇江山的隐患。
当农民军势力最弱，局势即将好转之际，崇祯又一次显露了他的优柔寡断。
因几本弹劾奏章和些许过失，便立即将孙传庭打入天牢。
如此君王，如何能让忠臣死心塌地？又怎能激发出臣下的才干与热血，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这也正是朱由校不敢轻易动用雷霆手段对付勋贵的根本缘由。
这些人的身份极为特殊，若无确凿名目便贸然出手，那些藏于暗处、伺机而动之人定会抓住把柄，将他描绘成不分忠奸、残害功臣、昏聩暴虐的亡国之君。
随后大肆造势，煽动舆论，或鼓动民变，或勾结外力，内外呼应，掀起波澜。
无论哪一条路，都将把他推向绝境。因此他只能隐忍，不能轻举妄动。
同时，他也无法彻底清除所有勋贵。
毕竟还需依靠其中一部分人，来维系皇权的稳固，维持朝局的平衡。
他为何派遣宣城伯与惠安伯执掌漕运？为何挑选勋贵子弟进入皇明学院？
皆是出于安抚之意，意在缓解他们的戒心，使其安心归附。
勋贵问题错综复杂，若无十足准备与正当由头，绝不可贸然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