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万历年间，这些作物的种子与种植之法便已传入大明，却始终未被朝廷重视。
唯有真正识其价值者，方肯倾力推广。
譬如陈振龙，曾冒死横渡重洋，带回一株甘薯藤。他深知此物可救万民于饥馑，自此毕生致力于引种传播。
到了满清年间，甘薯遍布全国，食用之广竟超越稻麦，成为主粮之一，陈氏一家功不可没，其子孙亦世代承志。
尤其他第五代后人，奔走四方，张贴榜文，向各地官府详述甘薯之利。朝廷终得认知，遂下令大力推行。
朱由校心里清楚，所谓康乾盛世的繁华表象，背后不过是靠着一种不起眼的作物撑起来的。
那便是红薯。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一年红薯半年粮。”
这不是夸张，而是无数百姓的真实写照。
史册上白纸黑字写着：平民得以活命，十成里有七八成全靠吃薯类过活。
正因如此，满清在乾隆时期人口猛增，却未出现如东汉末或明末那样的大规模饥荒。
可食物能救命，未必养人。
红薯吃得多了，人虽不饿死，却面黄肌瘦，四肢无力。
街头巷尾行走的百姓，眼神呆滞，身形枯槁，如同被抽走了魂魄。
这副模样，并非天灾所致，而是日复一日啃食甘薯与土豆的结果。
其实在福建、广东等地，早已有农户悄悄种起这些洋庄稼。
产量高，耐旱耐贫瘠，收成稳定，明明是救命的好东西。
可为何迟迟未能传遍天下？
问题不在百姓。
他们巴不得多种几亩，恨不能早二十年就见着这等作物。
真正压住不放的，是那些坐在高堂之上的人。
地主、乡绅、豪强，这些人掌握着土地与粮食的话语权。
在他们眼中，圣贤书没提过的东西，祖宗没用过的法子，一律都是歪门邪道。
什么红薯玉米，不过“蛮夷之技”，岂能登大雅之堂？
而舆论、教育、乡约、族规，全在他们手里攥着。
就算朱由校想推动新政，让百姓广种杂粮，也会立刻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
到那时，不再是与文官暗中角力，而是直接向整个特权阶层宣战。
这些人的富贵从何而来？
靠的是对土地和口粮的垄断。
百姓若年景不好，只得变卖家产，低头求租。
一来二去，田土归于少数人家，雪球越滚越大。
可一旦人人都能在荒坡野地种出够吃的粮食，谁还愿意跪着当佃户？
谁还会为了几斗米卖儿鬻女？
生存有了退路，控制便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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