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亚历山德罗命令商务部和殖民部，加倍执行经济渗透计划。
以科斯塔集团为首的意大利企业，立刻利用那点珍贵的矿产优先购买权，派出大批地质勘探人员，以考察为名，深入突尼斯南部，悄悄圈定富矿脉，建立前哨站。
更多的意大利移民（主要是与突尼斯隔海相望的西里西岛和撒丁岛贫民），在政府暗中补贴和鼓励下，乘坐定期班轮涌入突尼斯。他们以低廉价格购买土地，开辟葡萄园、橄榄园，或在沿海城镇经营旅馆、商店，逐渐控制了一些地区的零售网络和基层经济。
悬挂意大利国旗的商船明显增加了前往突尼斯港口的班次，廉价的意大利工业品（如煤油灯、纺织品、农具）开始冲击法国商品的市场。
这些行动虽规模尚小，却如无声的涓流，持续渗透着突尼斯的社会经济肌理，与法国势力形成了悄然的竞争，也为未来任何可能的政治或军事行动，悄然铺垫着社会基础。
外交上，亚历山德罗指示蒙特贝罗，继续与英国保持密切沟通，不断强调法国在共管体系内的独断专行和破坏“公平原则”，巩固英意在地中海遏制法国霸权的默契。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遥远的普鲁士。通过加密信使，他与俾斯麦保持着定期的书信往来，言语间总会“不经意”地提及法国在地中海的“扩张野心”及其对欧洲大陆均势的“潜在破坏性”，巧妙地强化着柏林对巴黎的警惕与牵制。
整个1869年的下半年，突尼斯表面上处于国际共管带来的“财政秩序”之下，实则暗流汹涌。法国人享受着主导者的红利，却也时刻感受到身旁意大利人和英国人那审视与制衡的目光，以及突尼斯当地人日益积累的怨恨与反抗情绪。意大利则像一位极具耐心的猎人，一边舔舐着被迫退让的屈辱伤口，一边在暗处默默磨砺着爪牙，锐利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猎物，更时刻眺望着北方欧洲大陆的天空，等待那一声注定要炸响的惊雷。
夜深人静时，亚历山德罗在日记中再次写下：“等待是世间最痛苦的煎熬，尤其当宿敌就在你眼前耀武扬威。但我深知，唯有忍耐方能成就大业。俾斯麦在等待他的时机，我也在等待我的。突尼斯注定将成为意大利冠冕上最耀眼的地中海明珠，今日这屈辱的‘共管’，不过是盛宴开启前令人烦躁的延迟。法兰西，你今日的每一次嚣张，都在为明日的崩溃累积仇恨与阻力。北方的乌云正在急速汇聚，当闪电终于劈开欧陆的天幕，那便是我意大利之剑出鞘，斩断枷锁，夺取阳光下应许之地的时刻。”
他合上日记本，目光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投向了巴黎和柏林的方向。他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决定突尼斯乃至意大利最终命运的钥匙，从来就不在突尼斯的海岸线上，而在于欧洲大陆心脏地带那场即将到来的巨人碰撞。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继续隐忍，继续壮大，将刀锋磨至最利，然后，等待那一声注定将改变世界格局的——惊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