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境内享有‘主权’和人身不可侵犯权，实质上是将他的活动范围和法律地位固定化、无害化，解决了‘囚徒’这个煽情称号带来的道德困境，把他圈定在一个精致的‘笼子’里。
第三，巨额年金（每年322.5万里拉）看似高昂，但这是为我们终结教皇国千年统治支付的‘补偿金’，买断的是他未来以‘贫困’为由向国际天主教界求援、制造事端的可能性，显示的是王国的‘慷慨’与‘负责’。
第四，保障其通讯和外交使节权利，维护其宗教职能，则是为了减少国际行政运作的麻烦。
而这一切的交换条件是什么？”亚历山德罗声音陡然提升，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是教皇国世俗统治的永久、法律上的终结。教廷必须，也只能在这个法律划定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这不是谈判，先生们，这是胜利者单方面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国家最高利益而采取的主动、理性的措施。”
经过数周异常激烈的争吵、个别条款的微调和政治妥协，在亚历山德罗的强力推动和统一党的多数席位优势下，《教皇保障法》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
法律文本被精心装裱，由一位高级特使正式送往梵蒂冈。结果毫无悬念，庇护九世教皇甚至拒绝亲自接见来使。梵蒂冈发表声明，措辞冰冷地拒绝这份“邪恶的、无效的、不道德的”礼物，谴责其是对神的亵渎，宣称教皇绝不接受一分一厘的“亵渎之金”，也绝不会承认意大利对罗马的主权。他坚持其“囚徒”身份，将其作为对抗意大利“暴政”的永久象征。
亚历山德罗得知回应后，只是面无表情地对菲诺基亚罗说：“意料之中。法律既已生效，执行即可。”于是，一种奇特的、冰冷的僵局形成了。意大利政府单方面按照《保障法》规定，将第一笔巨额年金拨付至一个指定的、由教廷低级事务官管理的银行账户（而教廷官方则对外宣称“分文未动”）；意大利警察和士兵尊重那条无形的边界，绝不踏入梵蒂冈一步，但也严密监视着其进出的一切人员；教皇依旧可以自由地向全球发布通谕、任命主教，但他在意大利境内的所有世俗管辖权彻底化为乌有。
《保障法》未能获得教廷的承认，但它成功地为意大利处理与教廷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看似“文明”的法律框架，极大地缓解了来自法国、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的国际压力，也使得国内众多虔诚信徒（尤其是南方）的激烈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疏解和安抚。它像一道精心构建的冰冷堤坝，将汹涌的宗教冲突约束在一条虽不友好但至少可控的河道内。
这是一种没有和平的和平，一种充满持续敌意的强制性共存。亚历山德罗明白，与教廷的真正和解或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但眼下，这部法律已经完成了其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为刚刚完成统一、百废待兴的意大利，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国际舆论空间和内部缓冲期，让他能够将宝贵的精力，重新投入到更紧迫的国内建设与外部机遇的捕捉之中。罗马的归属权问题，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已尘埃落定。剩下的，唯有交给时间，去慢慢融化那从梵蒂冈高墙内不断散发出的、刺骨的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