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调令下来了：母亲去市里的结核病防治所。她收拾行李时没多说什么，只是把我的小单袄叠了又叠，嘴角抿着笑意。
大桥乡的土坯房渐渐远了，马车颠簸着把我们拉进县城，荷花堤的老宅就在眼前。青石板路缝里冒出青苔，木门上的铜环磨得锃亮，这是母亲从小长大的地方，梁上还悬着她儿时挂过的秋千。
我被送进了巷口的托儿所。起初总哭着要娘，后来发现满院子的孩子比家里热闹多了。木头滑梯磨得光溜溜，铁皮青蛙一拧发条就蹦得老高，没人总抱着我，可手里攥着画片跟人换玻璃球时，倒也忘了想家。
周岁一个月后那天，母亲提着布包来接我，里面是新煮的鸡蛋，还有一小罐奶粉——1961年的柜台渐渐丰满起来，奶粉不再是稀罕物，奶糕粉装在印着红五星的纸袋里，售货员用秤称的时候，总能引来排队的人伸长脖子看。我叼着奶嘴，清晰地喊出“爸爸”“妈妈”，母亲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
日子刚安稳没半年，外婆要走了。她临走前抱着我去理发铺理了个光头，手在我头顶顿了顿：“你外公病了，外婆得回去照看。”
我后来才知道，外公得了痨病——母亲在防治所天天打交道的结核病。这事说起来蹊跷，母亲守着全县最懂这病的大夫，却没能护住自己的父亲。
那时候的痨病，比现在的癌症还吓人。谁家要是有人得了这病，就像门板上钉了棺材钉，街坊邻居路过都绕着走。
癌症？在那会儿的人听都没听过，倒是痨病的咳嗽声，常从某个紧闭的窗缝里钻出来，让人心里发紧。
母亲拿着外公的胸片，在灯下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她和父亲又去了县上，这次是求着调去东栅卫生院。“离得近，能天天盯着他吃药。”
她跟领导说话时，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
调令下来那天，母亲找了块厚实的蓝布，缝成个宽大的背带。我像只刚出窝的小猫，被她牢牢绑在背上。从荷花堤到东栅口的路，坑坑洼洼走了大半天，她的布鞋磨出个洞，脚底板渗出血迹。我趴在她背上，闻着她衣襟上淡淡的药味，听着她喘气时胸口发出的轻响，长大后我才明白——原来有些路，总得背着人才能走下去。
东栅口的风里，从此多了个背着孩子的身影。母亲踩着石板路去卫生院，背上的我晃啊晃，像草原上跟着马群迁徙的崽，哪里有母亲的脚步，哪里就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