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号，这一天注定要被载入史册。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许多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淡化了一些争议话题，转而将焦点聚集在和平年和“流行音乐合法化”等身上上。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试图将这场演唱会塑造成一个展示“开放文化成果”的舞台。
与此同时，韦蔚、蔡庆等被认为是“根正苗红”的歌手，他们的正面形象在各大媒体上被反复宣传。
这些歌手的歌声和形象成为了这场演唱会的亮点，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催催人物的镜头却被大幅删减。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对它们媒体的做法表示认同。
《燕京晚报》和《羊城晚报》就毫不留情地对这场演唱会进行了批评。
《燕京晚报》直接开骂，称这场演唱会是“四不像”，刚开场没多久，就让前排的老艺术家们全体离场，这无疑是对艺术的一种亵渎。
《燕京晚报》同时还认为，这场演唱会回避了“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立场，将复杂的世界政治简化为抽象的“博爱”。
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现实中的国际矛盾和冲突，也让人对这场演唱会的真正目的产生了怀疑。
而《羊城晚报》则更进一步，它认为在美帝反人类罪行如山的背景下，呼吁“爱与团结”是一种精神跪族的表现。
这种观点无疑是对那些倡导和平与爱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在面对美帝的暴行时，选择了妥协和屈服。
甚至有些晚报直接说，“这种刻意模仿西方的‘去政治化’表演，实质是对革命文艺精神的消解”。
《文艺报》的一篇评论称：“这种表面热闹的‘狂欢式表演’，实则暴露了流行音乐的文化空心化”。
不过外媒体收到风后，马上下场支持某催。
比如美丽社、路边社等外媒体多聚焦某剑的摇滚表演，将其塑造为自由化象征。
国内的媒体这个时候是非常崇洋媚外的，见到洋大人这样说后，就赶紧调转枪口，赞扬的起来。
此时的李默然正悠然自得地坐在北影厂的椅子上，手中翻阅着一份报纸。然而，当他仔细阅读这些报纸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愤怒和无奈。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后世的人们会如此吹捧某剑，原来这帮人背后都有洋大人撑腰啊！李默然暗自感叹，心想：“我就说嘛，他唱得那么难听，就靠自己创作的几首歌，居然还能被评为摇滚之父，这帽子肯定是洋大人硬给他戴上的！”
正当李默然愤愤不平的时候，厂长胡奇明突然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一脸严肃地对他说：“小然，你麻烦大了。”
李默然闻言，疑惑地抬起头，问道：“嗯？什么情况？我怎么就麻烦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