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945年7月，在国民革命军河北民军第三军（孙殿英部）任第35团1营1连连长，后渐次提拔为第25团1营营长，该部曾随孙殿英投降了日军，当了汉奸。在此期间，李大奎于1944年经团长武松江介绍入党，抗战胜利前夕，随25团起义，后随部分官兵到达田北抗日革命根据地。
1945年10月，被党组织秘密安排到国民党田县政府工作，任伪田县自卫大队大队长；
1948年10月——1951年5月，促成田县和平解放后，任田县县委委员、公安部队部队长兼任田县公安局局长（其间，机关、部队名称不一）；
1951年5月，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原籍务农。（因牵连王廷玉特务事件）；
1961年7月——1967年7月，任田县无梁公社李家集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
1967年8月，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对于满头长发、满面胡须的李大奎，老人们并没有象年轻人那样诧异，而是客气地和他打着招呼，老人同样有礼貌地回应着众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写在老人的记忆里，在众多传说中，李大奎同样年轻着。而在苏辰昌的心目中，他们似乎不属于同一个世纪，而是时空的错乱。
李大奎之所以愿意坐下来与苏辰昌交流，是因为苏辰昌经办的工作让他看到了希望，十年了，他主动走出他设在无梁李家集的堡垒，就是要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如何了？在他心里，能显示出这个世界如何了的地方，不在他的堡垒里，也不在高高悬挂着长条牌牌的高大建筑内，而就在这个极其普通的院子里，他虽然没有见到罗子七、黄青良、李凤岐，甚至是他的对手丰子泽，然而，他却见到了为此事奔波的后生苏辰昌，正在和老人们谈论着达摩岭寨的传奇。
李大奎的直率再一次震惊了大伙，更震惊了苏辰昌：“你们说的都不对，害死王义兄弟的，不是许二杆子，更不是丰子泽，而是刘振虎的人。”李大奎对此事的看法似乎是带有严肃的结论性质的。
“田县解放初期，我带队破获了一起特务破坏新政权的案件，据他们交代，解放战争初期，被国民党田县政府排挤出局的刘振虎，失去了实权，被迫向外宣布，回老家丰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实际上，他并没有死心，而是勾结了丰县张古山的黑寡妇，成立了丰县自卫旅，他自任旅长，黑寡妇任副旅长，这支部队相当有意思，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既不是官兵，也不完全是土匪，而是有奶便是娘的民间武装，相当于外国的雇佣军，只要有人出钱，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你干活就是了。
那时候丰县地贫人稀，各种势力并存，大小山头林立，国民政府的统治根本打不进去，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就是这种情况下，许晔的‘剿共’军才想起来利用他们，由于他们对田县周边的人文地理熟悉，所以，王满顺部自从信阳兵败，与东进江苏、山东的主力部队、中原军区一旅失散之后，一路撤退到田县境内，就被他们给号上了，走到哪里，许二杆子的部队便打到那里，直到王满顺率领最后一点力量，打到了老家、达摩岭西寨墙外，被王来宾、丰子泽、王义等人救回。
而王义当时是单独出寨的，他并没有给小队长王来宾和副小队长丰子泽汇报，其目的是自以为敌人已经撤了，要为部队拾取一些失散的枪支，或者是捞取一些外快，打探一下王满顺部还有没有活着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违反纪律、自以为是，要知道，那时，他们这支小分队，同样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不是传说中的八路军的队伍，军纪是相当涣散的，王义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王义出去后，许二杆子的部队，确实撤了，他也如愿以偿地捡了三根长条子，几十枚子弹，还真的从一个干部身上搜出了半斤大烟土，两根金条。据王满顺后来说，那是他们部队上的一个副团长，负伤后随他们一起行动的。可就在他要回寨的时候，却被刘振虎的人给捉住了，搜出了他身上藏匿的东西。
其实，最要命的是王义竟然认识他们中间的一个小头目刘二全，如果不认识的话，权当他们是许二杆子的军队，有可能就留下东西，把人给放了。可这下子却不行了，如果把他放了，等许晔的部队走了，王廷玉还不出兵把刘振虎给灭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们便把王义兄弟给绑了，先是朝后背上打了一枪，后来又怕不死，还砍了脖子，这才把他的尸体扔到了杂垴窝那边的深沟里，扬长而去。
至于许二杆子杀回达摩岭寨，直接到王廷耀家里要王满顺的命，也是这个刘二全给告的密，因为他在追击的过程中，一直感觉到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有可能是达摩岭寨上的人，而王满顺则是我们这一带随一旅南下的、级别最高干部。
刘二全被捕后，如实交代了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这个案件，当时已过去二年多了，我们并没有问及，是他主动交代的，因此可信性较大。而刘二全这个人，又是黄苟信的亲外甥，这个恐怕大伙都是知道的，因此，他掌握些寨上的情况，也认识寨上的很多人。”
老人说完了有关王义之死的故事，大伙沉默了，苏辰昌问道：“姑父，为什么当时你不说呢？”
李大奎笑了，说道：“我说了，谁信呢？我可是个劫了共产党法场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