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的广州，雾把珠江泡成了一杯温吞的茶。恒基中心办公室的落地窗外，货轮的轮廓在雾里飘着，像没扎根的纸船，甲板上的集装箱泛着冷白，和陈启棠指间那枚冻硬的陈皮，倒有几分像。老红木桌的木纹里还嵌着去年的茶渍，指腹蹭过，能摸到时光留下的糙感——这张桌子是阿明当年送的，说“做地产的，得有张压得住的桌”。
陈文博推过来的报表带着油墨味，纸角被他捏得发卷，“松江地块”四个字用荧光笔标了黄，像块醒目的诱饵。“爸，楼面价8000，比上月降15%。”他的声音里裹着劲，指节敲在报表上，“广州亚运会前要通地铁，这站口就在地块三百米，通车后至少涨到1.5万。开发商负债率92%，急着抛，咱们捡漏正合适。”
陈启棠没看那抹黄，陈皮在指间转了个圈。办公室的老式挂钟走得沉，秒针每跳一下，都像踩在陈文博的耐心上。他知道儿子的心思——去年陈文博盯着的深圳项目，被自己压着没拿，后来涨了两成，报表在他桌上放了三天，纸边都磨白了。
“松江的商铺，去年你说要留着收租，现在市价跌了多少？”陈启棠的声音轻得像雾，陈文博的手顿了顿，从抽屉里翻出另一张纸：“8%，但商铺是持有，住宅是快周转，不一样。”他把地铁规划图铺开来，红笔描的线路像条醒目的血管，“这是住建局公示的，明年三月肯定通，不会变。”
陈启棠起身时，红木椅腿在地板上蹭出闷响。他走到书柜前，取下那个深棕色公文包——铜扣上的“恒基”二字氧化成了暗绿，是1995年香港英皇道那家皮具店买的，阿明当时还笑他“背这包像卖药材的”，说“要背就得背亮面的，显气派”。公文包的隔层比他的心思还细，左边是项目合同，右边是财务报表，最内侧的暗袋缝得隐蔽，手指伸进去时，能摸到字条边缘的毛边，像摸到一块结痂的疤。
字条抽出来时，带起一丝陈旧的纸味。泛黄的纸上，阿明的字迹张牙舞爪，“启棠，我赌输了”几个字的墨水洇得厉害，像当时没干的眼泪。“1997年，阿明跟你现在一样，盯着九龙的地块。”陈启棠的指尖按在“赌输了”上，指甲盖泛白，“他把写字楼抵押了，还借了高息贷，说‘政策会托底’。”他顿了顿，咳嗽了两声，茶渍在桌布上晕开一小片，“后来他找我借钱，我手里有笔流动资金……”话没说完，他把字条折了折，塞进公文包，像把一段没说完的往事又藏了回去。
陈文博的目光落在“家也没了”三个字上，报表在手里软了些。他想反驳“内地不是香港”，话到嘴边，却看见父亲从公文包底翻出一叠红名单——每张纸上都写着内地房企的名字，“粤海地产”“岭南置业”后面的负债率被红笔圈了又圈，85%、90%、92%，像一串烧红的数字。“这些房企，去年都在拿地，现在有一半发不出工资。”陈启棠把红名单铺在报表上，红与黄叠在一起，“你说的松江地块，开发商就是这上面的，他急着卖地，是怕下个月还不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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