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深圳的初夏，南风裹着海的咸湿，把“恒基·云境”长租房楼下的凤凰木吹得簌簌响。朱红色花瓣落得满地都是，有穿校服的孩子蹲在健身区捡花瓣，把它们拼成小灯笼，笑声顺着风飘到顶楼露台——陈启棠正站在那里，手里捏着张泛黄的楼层平面图，图纸上“3-4层”的铅笔圈记被他反复摩挲，油墨边缘磨出了细白的毛边，像被岁月揉过的纸。
“爸，这两层入住率上个月还95%，租金刚涨了5%，怎么突然要卖？”陈文博从楼梯间走来，手里的季度报表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他把报表递过去，指尖在“租金涨幅”那栏轻轻敲了敲，“中介说现在行情好，能卖到比买入时高20%的价，再等半年，说不定还能涨更多。”他的声音里藏着点可惜——这是他去年主导拿下的项目，从装修到招租都亲力亲为，现在刚见成效就要割肉，总觉得不甘心。
陈启棠没接报表，转身靠在露台栏杆上，目光越过楼下的花丛，落在远处的深圳湾。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个深棕色皮夹，不是装钱的，是个旧得发脆的卡片夹，封面印着褪色的香港汇丰银行logo，里面夹着那张泛黄的字条，旁边还塞着张1997年的香港地铁卡，卡面的紫荆花图案边角都卷了。“你还记得阿明叔吗？”他把卡片夹递给陈文博，指腹按在字条上“家也没了”那三个字，指腹的老茧蹭过纸页，“1996年他在屯门买了三套公寓，跟我说‘租金抵月供，房价每年涨10%，稳赚’。结果1997年金融危机一来，房价跌了六成，月供断了三个月，银行就把房子收走了——他老婆带着孩子回台湾那天，他连送都没敢去，躲在我家喝了一夜酒，说‘早知道留一套自住也好’。”
陈文博捏着卡片夹，地铁卡的塑料边缘脆得像要裂，字条上的钢笔字因为受潮，“赌输了”三个字的墨水微微晕开。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在香港，阿明叔总穿着浅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每次来家里都给带进口的巧克力；后来再听到消息，是阿明回乡下种果树的事，据说再也没提过“买房”两个字。“可这是深圳，政策在扶长长租公寓，跟1997年的香港不一样……”他话没说完，就看见父亲朝楼下指了指。
“你看3楼东户的阳台。”陈启棠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上周三我来巡楼，那阳台上晾着三件西装，每天晚上七点准有人收；这礼拜一，西装没了，换成了三件灰色运动服——管家说，租客从投行辞了职，去了关外的互联网厂，工资砍了一半，昨天已经来问能不能降租。”他又指了指4楼西户，“那家有个三岁的孩子，阳台上周还摆着小木马，昨天我看见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管家说他们在龙华看了小产权房，首付只要20万，这周末就搬。”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封面写着“恒基·云境租客记录”，里面每页都记着租客的变动：“301，换工作，需求：降租500”“402，购房，退租日期：6.15”“305，回老家，退租日期：6.20”——字迹是父亲的，一笔一划，连租客的退租原因都写得清清楚楚。
陈文博凑过去看小本子，指尖划过“换工作”“回老家”的字样，突然想起上个月跟本地开发商张总吃饭，张总拍着胸脯说“拿了三块地做长租公寓，钱不够就找信托，年化12%也敢借，怕什么”，当时他还觉得对方有魄力，现在再想，后背有点发紧。“可我们只卖两层，留五层继续运营，是不是太保守了？”他还是有点犹豫——行业里都在扩，突然收缩，总觉得像错过了什么。
“保守才是留后路。”陈启棠把小本子放回公文包，又拿起楼层平面图，“我让中介找了香港的养老基金，只卖3-4层，这两层租客多是金融、互联网行业的，不稳定；留着的5-9层，租客一半是附近医院的护士，一半是小学老师，工资虽然不高，但稳定，换租率不到5%。卖的钱存进香港的银行，做三年定期，年化3%，虽然比租金低，但不用担租客跑路、房价下跌的风险。”他顿了顿，把平面图折成小方块，放进公文包内侧的暗袋，“你要记住，做运营不是看能赚多少，是看能扛住多少风险——阿明当年要是只买一套自住，也不会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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