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博点点头，笔尖在笔记本上写“15-18层招租，优先专业机构”，墨水洇开一小团，像个没说出口的“贪”字。他偷瞄父亲，见陈启棠正把皮夹放回公文包，手指在包内侧的小兜上摸了摸——那个兜是父亲后来特意缝的，只放字条，每次放进去前，都会确认拉链拉严，仿佛怕这张纸跑了，把李伯伯的教训也带跑。
“还有件事。”陈启棠从抽屉里拿出张便签，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写下“每月5号报入住率”，下面画了条粗横线，“你盯着，要是连续两个月低于90%，我们就降租金，哪怕降到8块，也不能让楼层空着。”他把便签递给陈文博，指尖的老茧蹭过便签纸，“1997年香港有个开发商，宁愿让楼空着也不降价，最后资金链断了，楼被银行收了。我们不能走他的路。”
陈文博接过便签，捏在手里，纸角被汗浸湿，有点软。他突然想起刚才进门时，前台小姑娘说的“城西地块溢价50%”，现在再想，那溢价里藏着的，可能就是下一个李伯伯的故事。
一周后，运营部把招租方案送上来——15-18层租给了三家律所，租期三年，租金8块5一平。陈文博拿着方案找陈启棠签字时，助理正好进来汇报：“陈总，松江那两个商铺卖了，买家今天又压价，最后比预期少赚了20万……”
“知道了。”陈启棠没抬头，笔尖在方案上签了字，字迹比平时重，墨色深了些，“把抛售记录和价格走势钉在会议室墙上，让团队都看看。”助理走后，他指了指方案上的租金数字，“你看，虽然少赚了20万，但这三家律所三年的租金稳了，比拿松江项目踏实。”
陈文博看着父亲的签名，突然懂了——那张字条不是束缚，是父亲从李伯伯的悲剧里捡来的护身符。他想起昨晚回家，在书房翻到父亲的旧日记，1998年的那页写着“李伯母带孩子回了乡下，李伯伯在茶餐厅打工，说‘早知道听你的，不贪就好了’”，字迹被眼泪晕得发花。
傍晚送陈启棠去机场时，雨还没停。恒基中心的灯光亮了，透过雨幕看过去，像一团暖黄的光，把外面的疯狂都挡在外面。陈启棠打开车门，又回头看了眼写字楼，说：“下个月开始，你每月给我发次入住率报表，记住，不管别人怎么疯，我们要稳。”
陈文博站在雨里点头，看着父亲的车消失在车流里。他摸出手机，给父亲发了条短信：“爸，招租方案签了，入住率我会盯着。”过了一会儿，收到回复，只有八个字：“字条在，就不会错。”
回到办公室，陈文博把那张字条从父亲的皮夹里取出来，放在台灯下。纸页上的茶渍在灯光下很显眼，李伯伯的字迹带着点潦草，像他当年急着赚钱的样子。他突然明白，父亲守的不是租金，是不让李伯伯的故事，在自己身上重演。窗外的雨还在下，敲在玻璃上，像在提醒：在这个疯狂的时代，稳，才是最难得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