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陆家嘴的周末午后，阳光透过恒基中心顶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在红木办公桌上投下斜长的光影。陈文博坐在皮椅上，手指轻轻摩挲着一个深棕色的公文包——这是父亲陈启棠当年用了二十多年的包，边角有些磨损，金属搭扣上的光泽却依旧温润。包里躺着三样东西：一张泛黄的字条、一本《恒基经营理念手册》，还有一张2010年陈启棠发给他的短信截图，屏幕早已暗下去，却被他用透明塑封仔细保存着。
“爸，您叫我？”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陈宇走了进来。他穿着合身的深灰色西装，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拿着一份深圳长租房项目的月度报表，眉眼间有陈文博年轻时的锐利，却多了几分沉稳——这是陈文博刻意培养的结果，从22岁进恒基做助理，到30岁接手上海项目，整整八年，陈宇没碰过一次高负债项目，连拿地都坚持“自有资金占比不低于60%”。
陈文博点点头，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字条。纸页已经发脆，上面“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这行字，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父亲的好友跳楼前留下的，笔迹里的绝望，陈文博每次看都觉得心头发沉。“你爷爷当年给我这张字条时，我跟你一样大，”陈文博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那时候我觉得他太保守，内地楼市涨得那么快，不抄底就是亏。直到2010年，我想拿广州的一个商业项目，负债率要到75%，你爷爷把这张字条拍在我桌上，说‘你朋友的公司就是这么没的’。”
陈宇接过字条，指尖碰到泛黄的纸页，像触到一段冰凉的历史。他想起三年前，自己想接上海一个旧改项目，开发商承诺“利润能到30%”，但需要垫资80%，陈文博没骂他，只是把这张字条和那个开发商的负债报表放在一起——报表上，开发商的负债率已经到了92%，三个月后就爆雷了。“那时候我才懂，”陈宇抬头看着父亲，“您常说‘稳不是慢，是活下去的底气’，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陈文博笑了，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恒基经营理念手册》。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有陈启棠的亲笔题字：“不贪、不赌、不躁”。翻开第一页，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是陈启棠写的“2008年次贷危机，抛深圳非核心商铺”，有的是陈文博补的“2011年央行加息，缩内地业务至20%”，每一条后面都跟着负债率、现金流的具体数据。“这是咱们恒基的根，”陈文博把手册推到陈宇面前，“你爷爷定的规矩，负债率永远不能超30%，运营类资产占比不低于80%，自有资金不够就等，绝不碰高利贷、信托这些高风险融资——这些年，咱们没赚过‘快钱’，但也没栽过跟头，靠的就是这个。”
陈宇拿起手册，翻到中间一页，看到上面贴着一张便签，是陈启棠2010年发的短信截图：“字条比利润重要”。字迹是手机键盘敲出来的，却比任何手写的字都有力量。“爷爷去年跟我视频时说，”陈宇的声音有些发哑，“他现在每天陪奶奶散步，看孙子背唐诗，再也不用半夜起来看股市行情——我那时候就想，咱们做企业，最终不就是为了家里人能安稳过日子吗？”
陈文博的眼眶有点发热。他想起父亲退休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把公文包交给自己，说“以后恒基就交给你了，记住，钱没了能赚，家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如今，自己也要把这份安稳传下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是恒基中心顶层档案室的钥匙，里面存着三十多年来所有项目的原始资料，包括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父亲抛售资产的合同副本。“档案室里有个铁盒子，”陈文博把钥匙放在陈宇手里，“里面放着你爷爷当年的老花镜，还有我第一次做长租房项目时的可行性报告——那时候我改了八遍，你爷爷才点头，说‘这才像陈家的人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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