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还不算什么呢，后面的事儿更多。
大体上的原料缺定了之后，宁卫民还得赶紧去制作日、中、英、法的四语菜单。
随之确定餐具款式、摆盘方式和服务标准的工作也就随之而来。
偏偏服务人员的数量也不够，与此同时，宁卫民还得抽时间来招聘人手。
毕竟国内调来的嫡系大部分都是厨师，这么大的餐厅，如果光指着刘建兴他们有限的几个人根本没戏。
他只能聘用一些有日本人，来扩充属于自己的伪军啊。
好在既然定性是伪军，那就没指望这些人能打硬仗。
专业技术方面不用多么过硬，也不需要丰富的相关从业经验。
真正需要他们做的，只是门口迎客，与日本顾客正常沟通，负责点菜罢了。
只要性格乐观，勤快点儿，服从管理，英语水平能和华夏员工进行工作方面的基本沟通就差不离儿。
不过也是因此，两国员工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却是个充满隐忧的麻烦问题。
别忘了，这是日本经济高歌勐进的鼎盛年代，东京的平均工资是很高的。
尤其是服务业，工作谈不上稳定长久，还得赔笑脸。
像如今东京高级餐厅的一般员工，月收入二十五万円左右。
资深员工和管理职甚至能高达四十万円，远远超过了在一般公司就职的白领。
而且对于日本人来说，给华夏人打工或许也存在一定心理障碍。
反正与日本本地的餐饮企业相比，宁卫民要不多开点工资，人家肯定不给他干。
那他至少得用多出三五万円的价格才能雇到人手。
可反观来自国内的嫡系部队，那就立刻显出不平衡了。
以杨峰和江大春为例，他们在坛宫的厨师里工资是一流水平，在国内也是毫无疑问的高收入群体。
每月工资差不多能有一千块人民币，坛宫独有的节约奖金还有八百左右，全算上差不多一千八九。
出国后没了这笔奖金，有出国补助每月有五万円。
算起来他们现在比国内还要多拿一点，能有两千冒头了。
但即便如此，和日本人的收入比较起来仍不够看。
二十八万円，目前可相当于六千多人民币，这里外里差哪儿去了！
合着小卡拉蜜干着碎催的活儿，拿到手的钱却是大拿们的三四倍，这哪儿说理去？
当然，这倒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力成本上的优势，毕竟国内员工占大多数。
但问题是，这种便宜是不好占的，因为太过不公平。
宁卫民要视而不见，时间长了，难保人心尽失，华夏职工情绪上不出问题。
说白了，这事儿就是搁宁卫民身上，他也会想不通。
所以怎么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宁卫民需要尽快考虑清楚，拿出解决措施来的要务。
总而言之吧，坛宫饭庄距离开业虽然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大把，还基本都是急茬的。
你说这宁卫民能不操心吗？他能不累吗？
更何况这还只是银座的坛宫饭庄一处而已。
别忘了，宁卫民这小子自己还有不少产业呢。
惠文堂书店的改建工作，他是拜托给香川凛子了。
但他回来总得露个面儿，好好表达一下谢意，酬谢一下人家啊。
而且这段时间，书店两个店员应该又卖出去一些滞销存货，他理当给人家结清提成。
还有来自华夏的工艺品，自打去年文化节卖秃噜了，这次他从京城回来也该去给店里补货了。
大刀商社的买卖也是真好，可经营上不足的短板同样明显。
拉杆旅行箱的宣传广告需要制作，更多的销售渠道需要打通，仓储和物流上扩大规模更是迫在眉睫。
偏偏这种情况下，宁卫民还得每天尽量抽时间和松本庆子见面。
即便他是最顶级的时间管理大师，那也分身乏术，忙不过来啊。
实事求是的上，这次回东京，宁卫民是真的先公后私，舍己为人了。
基本上把个人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坛宫饭庄的事情上了。
但凡有点工夫，就是为曲笑母亲联系医院，以及兼顾一下张嫱和崔建音乐专辑的制作。
对于他自己的事儿，还真没怎么顾得上。
像惠文堂书店和大刀商社的买卖，他只是打电话问了问情况。
听说未出大事，就完全维持了原状，没做任何经营方面的相关指示。
基本上算是躺平了。
但即便如此，有些事儿也是躲不开的，比方说书店和商社的年度汇算。
在日本，三月份是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
3月15日是确定申报所得税的截止日期。
为此，不但整个日本都充满了年末的气氛。
宁卫民也不得不暂时扔下其他事，硬生生挤出两天时间，和自己聘请的税理士仔细对账。
否则的话，他要是敢用敷衍的态度对待此事，就有牢狱之灾的可能性。
当然了，除此之外，对香川凛子表达谢意，也一样是免不了的。
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数。
但宁卫民也只能一切从简。
就是等在公司门口，待香川和谷口下班，送了些“手信”又请他们吃了顿饭而已。
要想找补一下，也只能忙过这段时间再说了。
正因为忙到了这个程度，甚至连个人名下股票和不动产涨到什么价位了，宁卫民都无暇顾及。
这对于他个人来说，可是头一次，是前所未有的“视金钱如粪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