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元年的秋冬，便在一种表面哀戚、内里紧绷的氛围中缓缓流逝。国丧期满，新帝赵曙的“暴疾”在太医署的精心调治与禹州旧臣的殷切期盼下，似乎逐渐好转。然而，一场比疾病更凶险、更撕裂朝堂的风暴，正伴随着治平二年（1065年）的脚步，悍然降临——这便是震惊朝野的“濮议”。
风暴的核心，在于一个称谓。
官家赵曙欲追尊其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为“皇考”（即皇帝父亲），这在他自己看来，乃是天经地义的孝道。然而，以台谏官吕诲、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吕大防等人为首的众多大臣，却引经据典，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既然赵曙已过继给仁宗皇帝为子，承继大统，便只能认仁宗为“皇考”，对生父濮王，至多尊称“皇伯”（皇帝伯父）。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将简单的称谓问题，上升到了“礼法”、“纲常”乃至“国本”的高度。
盛家书房内，气氛凝重。盛纮下了朝，连官袍都未换，便对着前来请安的长柏与在内书房协助整理文书（此为墨兰寻的由头，以便第一时间得知朝堂动向）的墨兰，连连叹气，额上沁出细密的冷汗。
“疯了，真是疯了！”他压低声音，犹带惊悸，“垂拱殿上，吕诲等人长跪不起，痛哭流涕，直斥官家‘忘恩负义’，忘了先帝（仁宗）抚育之恩！那言辞……那言辞简直是指着官家的鼻子在骂！”
墨兰垂眸静立，心中却是波澜骤起。她深知，这已非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新帝权威与旧有文官体系、以及潜藏的“后党”影响力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
“欧阳相公如何说？”长柏眉头紧锁，沉声问道。
盛纮苦笑：“欧阳相公自然是力主尊濮王为‘皇考’，言道‘出继之子，于本生父母之恩，岂可绝灭？’并斥责台谏是‘挟先帝之恩以胁君父’！双方唇枪舌剑，已是连续廷辩了十余次！今日更是……唉，为父站在班列末位，只觉得那殿上的空气都凝成了冰，杀气腾腾！”
这场风暴的余波，也清晰地映照在盛府的人际往来中。
一些与司马光、吕诲等人交好、或秉持传统礼法的清流门第，与盛家的走动明显淡了几分。而盛家因着长枫、墨兰与官家那层“护诏”的旧谊，无形中被归入了“帝党”或至少是亲近新帝的阵营。王氏为此颇为烦恼，海朝云却依旧沉稳，只吩咐门下，一切往来如常，不偏不倚，静观其变。
风暴的高潮，在治平二年（1065年）的秋冬之际到来。
在经历了连续十八次激烈的廷辩后，官家赵曙终于乾纲独断，颁下手诏：濮安懿王称“皇考”，并在园立庙。同时，将闹得最凶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黜落出京，远贬地方。史称“濮议之狱”。
这一结果的执行，牵连到了另一位与盛家有关的人物——顾廷烨。
此时已官拜殿前司都指挥使、深受赵曙信赖的顾廷烨，奉命率兵“护送”（实为押解）被贬的吕诲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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