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强调，必须将这份支持转化为更严谨、更高效的研究成果。
“模拟器的建造要快，但绝不能牺牲质量和安全。理论研究要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观测工作要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一个关键节点，能够拿出更实质性的进展，而不是另一个‘有趣的发现’。”
王晨星注入的“定海神针”，稳定了船身，注入了动力，但并没有改变前方航道的黑暗与未知。它让“破壁计划”这艘船能够更坚定、更平稳地继续向深渊驶去，而真正的考验——能否在黑暗中找到灯塔——现在才真正开始。
王晨星的到访及其带来的坚定支持，如同一道划破厚重乌云的阳光，虽然未能驱散所有的阴霾，却真切地照亮了“深渊之眼”内部前行的道路。那股弥漫在空气中的、混合着挫败、焦虑和迷茫的沉重气息，开始被一种更为复杂、但也更加积极的气氛所取代——一种清醒认知到任务艰巨、却又带着坚韧决心重新上路的氛围。
苏婉没有浪费这来之不易的宝贵窗口期。在王晨星离开后的第一时间，她便召集了所有核心骨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复盘和战略调整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相互指责，而是聚焦于如何将失败的教训和新的发现，转化为更有效率的行动方案。
首先是对研究架构的优化。她正式确立了“双核驱动，多组协同”的新模式。
理论核心（由陈教授主导）：专注于构建能够解释“量子熵减波动”的理论框架。目标不再是急于求成地构建完美的大一统理论，而是分阶段、可验证地提出一系列渐进式的假说模型。哪怕只是一个能够定性描述该现象的半定量模型，也被视为重大进展。理论组被要求与数据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模型必须能够接受观测数据的检验。
技术核心（由林枫主导）：负责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继续对“收割者”能量残留进行极致精度的被动观测，不断积累数据，为理论模型提供输入和验证；二是全力投入到新型“量子-信息关联性超级模拟器”的设计和建造中，这是未来进行关键验证实验的平台。
交叉协同组：成立了数个跨学科小组，例如“数学工具组”（为理论模型提供新的数学语言）、“数据挖掘组”（由李琟牵头，负责从海量数据中寻找新规律）、“工程实现组”（负责将理论概念转化为模拟器可执行的代码）。
这种架构明确了分工，强调了协作，确保了理论研究不再空中楼阁，技术探索也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引。
新的研究模式确立后，“深渊之眼”进入了一段异常忙碌但节奏相对平稳的时期。然而，这种“平稳”背后，是大量极其枯燥、繁琐且进展缓慢的基础性工作。
在理论核心区域，陈教授带领的团队几乎陷入了与数学符号的苦战。为了描述那种诡异的“熵减波动”，他们不得不尝试引入一些极其抽象和反直觉的数学概念，如非交换几何、高阶范畴论等。白板上写满了天书般的公式，会议室里经常爆发关于某个算符含义或某个边界条件合理性的激烈争论。进展是以每周甚至每月可能才有一小步推进来衡量的，而且常常走错方向，需要推倒重来。这对研究人员的耐心和智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技术核心区域，林枫团队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守着那些高精度传感器，进行着日复一日的监测工作。数据的积累是缓慢的，大部分时间记录的都是近乎完美的平稳直线，偶尔出现的波动需要经过反复验证才能确认其非随机性。另一路则投入到超级模拟器的设计中。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模拟器需要在一个受控的微小尺度上，模拟出可能与高维空间、量子纠缠和信息熵直接相关的物理过程，其技术复杂度和对算力的需求都是空前的。光是确定模拟器的基本架构和参数范围，就需要理论组和技术组进行无数轮的磋商和迭代。
这段时间里，没有激动人心的突破宣告，没有颠覆性的发现。向王晨星提交的月度进展报告，充满了“初步探索”、“模型构建中”、“数据积累”、“技术难点攻关”这类字眼。但对于真正深入其中的研究人员来说，每一个数学推导的完善，每一个观测数据点的确认，每一个模拟器技术难题的解决，都是实实在在的前进。他们开始学会欣赏这种“微小进展”的价值，心态从追求“惊天动地”的突破，转向了“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