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历已经翻过了立春，甚至惊蛰都已过去，但对于地处北纬五十度上下、紧挨着兴安岭余脉的靠山屯来说，春天，更像是一个存在于字典里的苍白词汇，而非一种真切的体感。北大荒的天气依旧是“齁冷齁冷”的，所谓“冻人不冻水”，白天太阳底下或许能见到些许冰雪消融的湿气，但一到早晚，寒风依旧像浸了冰水的刀子，能轻易割透人们单薄的棉衣，直刺骨髓。
真正的严寒或许稍退，但另一种更深、更绝望的寒冷，却弥漫在屯子的每一个角落，攥紧了每一个人的心——那就是春荒。
1968年的收成本就只是勉强糊口，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消耗，家家户户那点可怜的存粮早已见了底。粮囤空了，米缸空了，连老鼠钻进仓房都只能饿得吱吱乱叫，悻悻而去，还得小心自己被逮住成了人类嘴里的荤腥。所谓的“青黄不接”，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地去岁的黄早已被吃干抹净，而今年的青苗，还远远在地平线下挣扎，看不到半点绿色的希望。
屯子里的人，尽管在生产队的组织下，顶着依旧凛冽的寒风，拼着命地在田地里劳作，刨粪、送粪、用沉重的镐头试图敲开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地，准备春播。但沉重的体力劳动，需要的是充足的食物热量来支撑。而他们的胃里，除了清得能数出米粒的照影粥、拉嗓子的糠麸窝头、还有那些嚼不烂的干菜帮子和冻土豆之外，几乎空空如也。
饥饿，是春荒最直接、最可怕的酷刑。
男人们沉默地劳作，但眼神空洞，动作因为乏力而显得迟缓。他们的额头上冒出的不是热汗，而是虚汗。稍微干点重活，就眼前发黑，心慌气短。女人们则更加憔悴，她们不仅要承担劳动，还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把极其有限的一点口粮，变着花样做得“看起来”多一点，能让老人和孩子多吃一口。很多人家已经开始“一天两顿粥”，甚至“一天一顿稠粥”，只是为了能撑得更久一点。
孩子们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他们面黄肌瘦，穿着破旧的棉袄，像一个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安静地蹲在墙角晒太阳，因为活动会消耗体力，会饿得更快。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了属于孩童的光彩，只剩下对食物的本能渴望。偶尔有谁家孩子因为极度饥饿而发出的微弱啼哭声，像针一样扎着大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
“代食品”成了救命稻草，也见证了荒年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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