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找不到林墨，熊建斌、张建军和李卫红就成了知青办重点关照的对象。知青办主任李建国亲自接待了他们，热情地握住每个人的手：“可把你们盼回来了！你们在黑土地上的表现，为北京知识青年争了光！”
接下来的几天，三人陷入了一场他们从未想象过的忙碌中。报告会一场接一场，从学校到工厂，从机关到部队，他们被要求反复讲述与敌特斗争的经历。
第一场报告在北京市第十五中学举行。熊哥站在讲台上，面对底下黑压压的人群，手心直冒汗。他原本准备了稿子，但念着念着觉得不顺溜，干脆把稿子一扔，生动还原了那个冰雪之夜的紧张、危险场景。底下的学生们睁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当熊哥讲到为了弄獾油与棕熊搏斗的经过时，更是连说带比划：“那熊瞎子立起来比人都高，一巴掌能拍断一棵小树！我当时心想，完了，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可是想到‘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我就来了勇气...”
这样朴实无华的语言，反而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几个男生甚至兴奋地讨论起来：“太厉害了！”“这才是真英雄！”
张建军和李卫红的故事则被塑造成了“革命爱情”的典范。在某纺织厂的报告会上，他们被要求站在一起，讲述如何相互鼓励、相互支持。
李卫红红着脸说：“建军受伤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照顾好他，因为他是坚贞不屈的英雄，‘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张建军接着说：“卫红的照顾给了我很大力量，让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这就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
往往讲到动情处，台下许多女工都会感动得落泪。一个年轻女工抹着眼泪说：“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爱情！”
三人很快达成了默契：在公开场合严格按照组织要求发言，但绝不添油加醋；对于王娟和孙志海的事，一律以“组织已有结论”为由避而不谈。
然而，典型的塑造机器一旦开动，就难以停止。他们的故事被不断加工、提炼，最终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符号。有时他们自己听着报告团成员讲述他们的“事迹”，都感到陌生——那真的是他们吗？
这天报告结束后，三人疲惫地回到知青办安排的招待所。熊哥一头倒在床上，哀叹道：“天天这么报告，比在靠山屯干活还累！我现在一闭眼，满脑子都是‘思想’、‘精神’...”
张建军苦笑着摇头：“今天那个纺织厂的女工问我，是不是在冰天雪地里背诵《为人民服务》激励自己，我说不是，当时就想活命，她还不信！”
李卫红小声说：“我今天看到王娟的妈妈了，她就坐在台下最后排，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心里特别难受。”
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一个工作人员兴奋地说：“同志们，好消息！林墨同志找到了！他明天就能来和你们会合了！”
这几天，林墨去了哪里？
那么，这段时间林墨去哪儿了？
送别了熊哥、张建军和李卫红后，林墨一时竟不知该去向何方。春风吹拂着他的脸庞，却吹不散心头的怅惘。与其他三人不同，他的家从来不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林墨的父母向来偏爱老大，对他这个小儿子从小就不待见。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的巴掌和母亲的冷眼。两岁那年，他被送到了房山县良乡的姥姥、姥爷家，在那里，他才感受到了什么是亲情和温暖。
“既然回来了，就去看看姥姥姥爷吧。”林墨喃喃自语，发动了那辆美式吉普车。
这个时候的良乡，还是一片典型的京郊农村景象。土路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墙上刷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田野里，社员们正在忙着春耕，老黄牛拉着犁铧慢吞吞地走着，时不时传来生产队长的吆喝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