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天人感应学说最初是在皇权的主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本身就说明，在其诞生初期，必然对皇权有着显着的积极作用。”
“比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系统提出天人感应理论，核心是通过‘君权天授’强化皇权合法性，彼时的学说更像是皇权手中的工具，用来巩固统治、约束诸侯与朝臣，让皇权在与其他势力的博弈中占据道德与理论高地。”
“但关键在于，当时有理不代表经过千年的传承与演变，这种学说依旧能维护皇权利益。任何理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可能被解读、被改造，甚至偏离最初的方向，天人感应学说也不例外。”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深入，儒家势力不断壮大，他们逐渐将天人感应学说与儒学理论深度融合，最终把儒学打造成了一门降龙术，专门用来约束、制衡皇权的工具。”
“而这门降龙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臣集团逼迫皇帝下‘罪己诏’。”
“罪己诏的初衷本无可厚非，若皇帝确实在执政中出现重大失误，如施政不当导致民不聊生、决策失误引发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过错、向天下百姓致歉，既能彰显皇帝的担当，也能缓和社会矛盾。”
“可到了宋朝，这一切彻底变了味，罪己诏不再是纠错工具，反而成了文臣制衡皇权的常规手段，其颁布频率之高、触发理由之广，远超以往任何朝代。”
据史料记载，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历任皇帝累计颁布的罪己诏多达29道，这个数量不仅远超汉唐，更是明清两朝的数倍之多。
这些罪己诏的触发场景五花八门，涵盖了天灾、异象、战乱、内政失序等诸多领域。
从天灾层面来看，宋朝灾害频发，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灾害后，文臣集团都会以天人感应为由，要求皇帝下罪己诏。
比如宋太宗淳化四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严重旱灾，多地颗粒无收，流民四起。此时朝中大臣纷纷上奏，称旱灾是上天示警，陛下施政有失，恳请太宗下罪己诏以谢上天。
最终太宗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躬亲政事，未能上合天心，下恤民隐；
在天地异象方面，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天文现象，更是文臣要求皇帝罪己的重要理由。
北宋庆历三年，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天色骤暗如夜，民间人心惶惶。
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等人随即上书，称日食者，阴侵阳之象，乃陛下权柄旁落、朝臣失职之兆，恳请仁宗下罪己诏自省修德。
仁宗无奈，只得颁布罪己诏，表示朕德薄不足以承天心，政失不足以安黎元，致有日食之变，朕甚惧焉；
而在战争与内政领域，罪己诏的使用同样频繁。
北宋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侵，逼近澶州，宋朝朝野震动，部分大臣甚至提议迁都避敌。
在主战派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御驾亲征，最终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
虽未战败，但盟约中宋朝需每年向辽缴纳岁币，文臣集团便以御敌不力，致国家蒙羞为由，要求真宗下罪己诏。
真宗最终下诏承认朕治兵无方，致边患不息，与辽议和，实乃社稷之耻，朕当自省；
……
细究这些罪己诏，不难发现一个荒诞的现象：
每当国家面临问题，文臣们总会将责任归结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仿佛满朝文武都是清白无辜的，所有过错都该由皇帝一人承担。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要知道，天灾的应对需要朝臣各司其职，制定救灾方案、调配物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将领的指挥、士兵的战力与朝廷的后勤保障；内政的清明更是需要文武百官齐心协力、廉洁奉公。
可在降龙术的逻辑里，文臣们将一切问题都与皇帝失德挂钩，通过天人感应学说将责任完全推给皇帝，自己则置身事外。
久而久之，宋朝的皇帝就像被驯服的忒丑龙，文臣让下罪己诏便不得不下，全然忘记了儒家最初君为臣纲、服务皇权的核心宗旨。
自古以来，天子下罪己诏本是有损皇权威严的事。
正常情况下，若非重大过错，下一次罪己诏，向天下展示改正的决心与担当便已足够。
可宋朝的皇帝，却硬是将罪己诏当成了吃饭喝酒般轻松的事。
频率之高、态度之顺从，让皇权的神圣性不断被削弱。
次数多了之后，百姓也逐渐对罪己诏去魅。
原本认为罪己诏是皇帝真心悔过的象征，后来发现不过是文臣制衡皇权的手段。
皇帝的道歉变得廉价，皇权在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
为何这么说？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夺权的威胁，因此建国后推行重文抑武政策，刻意抬高文官地位，削弱武将权力。
他不仅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还给予文官集团极高的政治话语权。甚至允许文官风闻奏事，无需确凿证据，便可基于传闻向皇帝进谏。
这一政策虽避免了武将叛乱，却也为文官集团的壮大埋下了隐患。
随着时间推移，以士绅阶级为背景的文官集团，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他们以儒家正统自居，借助天人感应学说不断压缩皇权空间。
而赵匡胤确立的重文抑武体制，让后世皇帝即便想制衡文官集团，也因武将被压制，无法与文官抗衡，而缺乏足够的力量，只能被动接受文官的约束。
罪己诏的泛滥，便是这一体制的直接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