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年度工作会议按部就班地进行。大会报告，分组讨论，意见汇总……一切都在庄重而有序的氛围下展开。与去年相比，林枫感受到的氛围截然不同。去年，他和他所代表的江东模式是不少人与会者私下讨论、观望甚至质疑的对象；而今年，投射在他身上的目光，多了审视，多了探究，更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认可与重视。
在分组讨论中，当林枫结合江东实践，阐述“有效市场”与“有力政府”如何在不同领域协同发力，以及在提升产业链韧性、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的具体案例时，吸引了众多同行的注意力。休息间隙，竟有好几位来自中部和西部省份的负责同志主动上前与他交流，询问江东要素平台跨区域合作的具体模式和操作细节。
“林省长，你们那个‘数据不出域、模型多跑路’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啊！”一位戴着眼镜、学者气浓厚的省长感慨道，“我们那里数据壁垒的问题也很突出，回头得让我们发改委的同志专门去江东取取经。”
“欢迎之至，我们一定毫无保留。”林枫笑着回应，心中明了，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将江东的实践从“个案”变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从而在更广阔的层面凝聚共识，扩大影响力。这也与委员长“要好好总结经验”的指示不谋而合。
陈启明那边同样收获颇丰。他利用西北系统的老关系，与几位关键部委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为江东明年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能源布局以及部分产业政策调整上，争取到了更有利的理解和支持。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林枫内心那根关于“环保狙击”的弦，始终紧绷着。会议间隙，他与杨建业、赵建国等人的加密通讯愈发频繁。
“省长，联合工作小组已经成立并开始运转，第一轮自查聚焦永川重工、临港化工园、以及几个新建的高耗能数据中心项目。”赵建国在电话里汇报，语气透着干练，“初步看，我们的合规性没有问题，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标准。但问题是，国际某些环保组织的标准，尤其是他们推崇的所谓‘最佳可行技术’标准，比国标严苛得多，而且动态变化，解释权往往在他们手里。”
“预料之中。”林枫冷静地说，“我们不能被他们的标准牵着鼻子走，但要知己知彼。建国，你组织力量，重点研究他们近期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报告，找出他们常用的指控逻辑和话语陷阱。同时，把我们自身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绿色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和成效，用国际社会能理解的方式，系统梳理出来。”
“明白，我立刻去办。”
刚结束与赵建国的通话，王健的电话又接了进来，语气带着一丝技术官员特有的兴奋与忧虑交织的复杂情绪：“省长，李悦教授团队那边有个新情况。他们在新型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处理效率和成本都优于目前国际主流技术，已经在我们的一个化工园区中试成功。这本是好事，但这项技术涉及一些独特的催化剂和工艺流程，如果被对方盯上，可能会在‘技术保密性’、‘潜在环境风险’上做文章。”
林枫目光一凝：“技术资料和知识产权保护做到位了吗？”
“核心专利已经申请，国内布局完成，国际专利正在走流程。”王健回答，“李教授团队有军方背景，保密意识和措施都很强。”
“那就好。”林枫略一沉吟，“这项技术是我们的王牌，也是可能的靶子。让李教授团队准备好详尽的技术安全性评估报告，同时，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时机，主动邀请国内外权威的、中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认证。我们要掌握主动权，不能等别人来质疑。”
“是！我马上和李教授沟通。”
部署完这些，林枫揉了揉眉心。他回想起沈副总理问及数据安全实验室与军方合作的情形，以及委员长在西山对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强调，心中有了定计。他拿起那部红色保密电话，这次拨通的是沈副总理办公室秘书的线路。相较于委员长，向分管相关领域的沈副总理汇报技术进展和寻求指导更为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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