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车轮战。三个办案人员轮流上阵，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像刀子似的往他身上扎：“你跟那个客户的负责人私下关系怎么样？逢年过节有没有收过人家的烟酒、礼金？”“那笔款审批的时候，有没有跳过财务科的审核流程，直接签字放行？”“你调离前有没有单独找统计员谈过话？是不是提前打了招呼，让他晚点记这笔款？”覃允鹤耐着性子逐一解释，说自己和客户只有工作往来，过年过节最多收过对方送的一箱苹果，事后还按公司规定登记在了工会的礼品台账上；说审批流程都有记录，每笔款都经过财务科审核，有科长的签字存档；可每次刚说两句，就被办案人员粗暴打断：“少编瞎话！我们要的是实话，不是你这套早就编好的说辞！”
上午快结束时，他被突然带到斜对门的另一间房间。刚推开门，一股混杂着霉味的压抑气息就扑面而来——角落里的钢丝床上，坐着一个脸色蜡黄的男人，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左手被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右手铐在床头的铁管上，手腕处的皮肤已经被勒得发红，甚至能看到淡淡的血痕。男人耷拉着脑袋，头发乱得像鸡窝，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恐惧，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只敢小口小口地喘气。房间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水流的“哗哗”声，办案人员一句话不说，只拿眼睛死死盯着覃允鹤——这无声的场景，比任何威胁的话语都更有威慑力，明摆着是在给他施加精神压力：不配合，就会和这个人一样。
覃允鹤在原地站了近两个小时，水泥地的寒气透过鞋底往上渗，从脚踝一直凉到膝盖，腿都麻得失去了知觉，脚尖偶尔抽搐一下。直到他的膝盖开始微微打颤，站都站不稳，办案人员才终于开口，语气依旧冰冷得没有温度：“看到了？这就是不配合的下场。你要是还想藏着掖着，就跟他一样铐在这里，三餐都有人送，但门你别想出。现在，跟我们回去继续谈。”
回到最初的房间，桌上的账目还摊开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纸页上，把模糊的数字映得有些发白。办案人员将一支圆珠笔扔到他面前，笔在桌上滚了几圈，最终卡在账册的缝隙里停下：“现在说，那一百万元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统计员漏记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等风头过了，偷偷挪用这笔钱？”
覃允鹤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现在越是慌乱，越容易被抓住把柄。他伸手指了指桌上的财务账，声音带着几分坚定：“同志，财务账上只有每月的总回款金额，没有具体的发煤量、单价和回款日期明细，没法确定问题在哪。我需要看运销公司的统计台账，那上面有每一笔业务的详细记录，包括司机的名字、车牌号，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想耍花样？”一名办案人员声音陡然拔高，震得桌上的笔都晃了晃，“财务账是公司最权威的账目，还不够？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说辞，就等着跟我们狡辩？”
争执了几分钟，或许是覃允鹤的语气太过坚定，或许是他们也知道没有明细台账查不清，办案人员最终还是松了口，让一个年轻的同事骑着自行车去运销公司取统计台账。等待的间隙，没人说话，只有账册翻动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办案人员喝水的“咕咚”声。半个多小时后，统计台账被送了过来，蓝色的封皮上还印着“运销公司xxxx年度”的黑色字样，封皮边角已经被磨得发白。覃允鹤接过台账，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数字，眼睛都没敢眨一下——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逐页核对日期、发煤量、单价和回款金额，连小数点后两位都没放过，遇到模糊的字迹，还会凑到灯下仔细看。仅用一个小时，他就指着其中一页的右下角说：“问题在这，统计员11月填报表时，不小心漏记了一笔50万元的回款，12月补记时又没同步到财务账，后来年底结账太忙，会计也没核对明细，这是无意的错记，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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