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太阳，本该是温和的，但照在清源县征地拆迁办公室门前那片冰冷的大理石上，却反射出刺眼的光。
空气里没有了往日的平静。
几十个皮肤黝黑的农民，像一堵移动的、由血肉和汗水砌成的墙，将征地办那两尊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围在了中间。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脚上沾着泥土，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他们没有拿武器，手里攥着的，是皱巴巴的户口本、土地承包合同，或仅仅是自己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骨节粗大的拳头。
人群的最前面，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名叫王老根。他就是那封血指印信件的起草人。他的脸膛是酱紫色的，因为激动和愤怒，嘴唇微微哆嗦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玻璃大门。
“开门！让王平出来！”
“凭什么一亩地就给那么点钱？当俺们是叫花子打发吗？”
“那地是俺们的命！地没了，钱不够活，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喊声此起彼伏，却并不整齐，透着一股压抑许久的悲愤和绝望。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一屁股坐在冰凉的台阶上，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嚎啕大哭，哭声尖利，像是要把一辈子的委屈都哭出来。
大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前台那两个年轻姑娘早已没了闲聊的心情，正探头探脑地朝外张望，脸上满是看热闹的好奇和一丝鄙夷。几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手持橡胶棍，排成一列，色厉内荏地堵在门口，冲着外面大声呵斥。
“都退后！退后！再往前冲就是冲击国家机关！”
“有什么问题去信访办！堵在这里算怎么回事？”
保安队长老周，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满头是汗。他一边对着对讲机呼叫支援，一边冲着人群喊话：“大家冷静！王主任正在开会！你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王老根赤红着眼睛，上前一步，指着保安队长的鼻子吼道：“开会？又是开会！俺们来了三趟了，他王平回回都在开会！他开的是什么会？是商量着怎么把俺们的活命钱吞进自个儿兜里的会吧！”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所有农民心里最后一点幻想。
“对！让他出来！”
“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人群的情绪再次被点燃，开始向着大门涌动。保安们紧张地挥舞着橡胶棍，却不敢真的往人身上招呼，只能被动地被人群挤得连连后退。推搡之间，一个年轻保安脚下不稳，被人潮一带，摔倒在地，人群一阵骚动。
三楼，副主任张恒的办公室里。
他正站在百叶窗的缝隙后，冷眼看着楼下的混乱。他没有丝毫紧张，反而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吹了吹上面的浮沫。
“一群刁民，成不了气候。”他对着身边的下属轻蔑地说道，“闹吧，闹得越大越好。正好让县里看看，这征地工作有多难干。到时候，再多批点维稳经费下来，不比跟他们磨嘴皮子强？”
下属谄媚地笑着：“还是张主任您高明。让他们闹，派出所的人一到，带头抓几个，剩下的就都老实了。”
“嗯。”张恒呷了一口茶，对自己的判断很满意。在他看来，这些农民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然而，他没料到的是，今天这群“蚂蚱”，似乎不打算再任人宰割。
农民们没有散去，反而更有组织。王老根带着几个壮劳力，直接横躺在了征地办大院的车辆出入口，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通道。其他村民则在门口席地而坐，将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不喊了，也不闹了，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像一片沉默的礁石，任凭保安如何呵斥，就是纹丝不动。
这种沉默的对抗，比声嘶力竭的呐喊更具力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征地办大院里，车辆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几个原定要出门办事的科员，被堵在门口，急得团团转。午饭时间到了，食堂送餐的车辆也被拦在外面，饭菜的香气飘进院子，让那些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干部们开始焦躁不安。
“这帮人是疯了吧？还不走？”
“我的天，我下午还约了人做脸呢！”
“保安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还不把人赶走？”
抱怨声在各个办公室里响起。他们关心的不是农民的诉求，而是自己的午餐和下午的消遣。
楼下的保安队长快要哭了。派出所的人来了，但一看这阵仗，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其中还有不少老人妇女，他们也不敢采取强制措施，只能在一旁拉起警戒线，劝说调解。可农民们铁了心，油盐不进。
事情，开始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