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开车，而是步行。
清源县不大，县医院离县委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他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先拐进了医院对面的一条小巷。巷子里，密密麻麻地开着七八家药店。
他走进其中最大的一家，柜台里坐着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药剂师。
“师傅，请问有‘瑞新伐他汀钙片’吗？”苏正问道，这是那份舆情简报里，被提及次数最多的“进口替代药”。
“有啊。”药剂师从柜子里拿出一盒药，“这个是吧？治高血脂、高血压的。”
“对，多少钱一盒？”
“我们这儿卖一百二十八一盒，一个月的量。”药剂师推了推眼镜。
苏正点了点头，又问：“那以前那种国产的‘阿托伐他汀钙’呢？还有吗？”
药剂师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那个啊，便宜，效果也好，以前一个月才二十多块钱。不过现在不好进了，医院里不开这个药，我们药店也就不怎么备货了。你要是急用，我库房里可能还有几盒，给你找找？”
“不用了，谢谢师傅。”苏正接着问，“为什么医院里不开了？”
“这谁知道呢？”药剂师压低了声音，朝医院的方向努了努嘴，“里面的门道多着呢。听说是换了供应商，现在医院里大部分的药，都是一家公司供的。新药贵，回扣高呗，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人家是独家生意，你不去他那儿看，还能去哪儿？得了病，总不能等死吧。”
药剂师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嘲讽。
苏正道了声谢，走出药店。一百二十八元，这个价格已经不便宜，但根据网上帖子的截图，同样一盒药，在县医院的售价是三百六十元，翻了近三倍。
他又接连走了几家药店，询问了几种在投诉中常见的药品，得到的结果大同小异。凡是医院里正在主推的“新药”，价格无一例外地比药店贵上两到三倍，而那些便宜又好用的国产基础药，则纷纷“缺货”或“停产”。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
苏正站在县医院大门口的广场上，看着眼前这栋灯火通明的大楼。人来人往，进出的人大多面带愁容，行色匆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被儿子搀扶着，手里捏着一张缴费单，对着上面的数字看了又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怎么这么贵……怎么会这么贵……”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正在发烧哭闹的孩子，一边排队挂号，一边焦急地打着电话：“你快点去借点钱，医生说可能要住院，押金就要五千……”
这些声音，这些画面，像一根根细密的针，扎在苏正的心上。
他掏出手机，点开了一个新闻app，输入“药品集中采购”，仔细阅读着国家近几年推行的相关政策。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挤掉药品价格的虚高水分，减轻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国家在努力为人民减负，可到了清源县，到了这家本该救死扶伤的县医院，却变成了某些人借机敛财的工具。他们不仅没有执行国家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厉，用更隐蔽的手段，把手伸进了老百姓的救命钱里。
这不仅是腐败，这是在吃人血馒头。
苏正收起手机，转身走进了医院对面的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水。
他没有再回招待所，而是在这里坐了一整夜。
他看着医院大楼的灯，一盏盏熄灭，又一盏盏亮起。他看着急诊室的门口，救护车呼啸而来，又悄然离去。
他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看着。
直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照亮了医院楼顶那个巨大的红色十字。苏正才站起身，走出快餐店。
一夜未眠，他的眼神却异常清亮。
他已经想清楚了。对付这种系统性的、隐藏在专业壁垒之下的腐败，常规的督查手段，就像用拳头去砸一团棉花，不仅没用，还会被它缠住。
他需要一把更锋利，更直接，更能刺中要害的刀。
回到办公室，苏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对清源县人民医院药品采购及定价机制开展专项督查的请示》。
他没有在请示里写任何情绪化的字眼，只是客观地罗列了从“民意直通车”搜集到的群众反映，以及他自己初步调查到的药价对比数据。
他知道，这份请示交上去，必然会触动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但他必须这么做。
这是他作为督查室副主任，职责所在。
也是他手中那支笔，赋予他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