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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如墨，泼满了清源县的天空。县委大院的办公楼，像一头蛰伏在黑暗中的巨兽，只有寥寥几扇窗户，还透出疲惫的灯光。
顶楼，县委书记办公室。
周学兵刚结束一个与市里的视频会议，正捏着眉心，缓解着一天的疲劳。秘书小陈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了办公桌上。
文件袋很厚，封口处用胶水粘得异常平整，透着一股不容轻慢的郑重。
“书记，督查室的苏副主任刚送来的，说是急件，务必请您亲启。”小陈低声说道，语气里带着几分他自己都没察见的好奇。
这么晚了，督查室的副主任，用这种方式递送文件，里面的内容绝不寻常。
周学兵睁开眼，目光落在那只文件袋上，没有立刻去碰。他只是问了一句：“他还有说什么？”
“没有了。”小陈回忆了一下，“他只说，请我务必亲手交给您，最好不要经过第二个人。我看他神情很严肃。”
周学兵点了点头，示意小陈可以出去了。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带上，房间里只剩下挂钟单调的滴答声。周学兵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浓茶，茶水的苦涩在舌根蔓延开，让他的头脑又清醒了几分。
他这才伸出手，拿起那只文件袋。
入手很沉，远比一般的文件要重。他用裁纸刀仔细地划开封口，从里面抽出的，不是一份，而是厚厚的一沓材料。
最上面的，是一封信。
信纸是那种农村里最常见的、带着横格的作业本纸，已经揉得有些发皱，边缘沾着汗渍和泥土的痕迹。信的末尾，没有工整的签名，而是一个个深浅不一、触目惊心的红手印，密密麻麻，像是一片泣血的枫林。
周学兵的眉头，在看到那些红手印的瞬间，便不自觉地锁紧了。
他将信纸展开，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信的语言质朴无华，甚至有些语句不通，但字里行间那种被逼到绝路的悲愤与无助，却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地割着人的神经。
“……俺们不是刁民，俺们就是想活下去……”
“……土地是俺们的命根子，没了地，钱又不够，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王主任说俺们是白眼狼，俺们把地给了国家建设，到头来成了白眼狼……”
读到最后，周学兵的呼吸变得有些沉重。他将信纸轻轻放下，仿佛那上面沾染的，是几十个家庭的血泪。
然后，他拿起了下面那份装订整齐的报告。
封面上，是几个打印的黑体字——《关于清源县工业园区项目征地补偿问题的调查内参》。
落款：县委督查室，苏正。
“内参”两个字，让周学兵的眼神微微一凝。他知道这两个字的份量。这代表着苏正绕开了所有中间环节，将这份报告直接送到了他的案头。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他翻开了第一页。
报告的开头，没有官样文章，而是一段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白描，复现了苏正今天在征地办门口看到的那一幕。那个坐在台阶上哭得撕心裂肺的老太太，那些在烈日下沉默站立的黝黑脸庞，在他的笔下，化作了冰冷的文字，却比任何声嘶力竭的控诉都更具冲击力。
周学兵的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继续往下翻，第二部分是事实与数据。一张制作精良的表格，将清源县的补偿标准与周边几个市县的标准，进行了最直观的对比。
a市，每亩补偿五万二；b市，每亩补偿五万五；省指导价，不低于四万八……
而清源县，三万一。
一个个红色的数字，像一记记耳光，火辣辣地打在脸上。周学兵的手指，在“三万一”这个数字上重重地按了一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报告的分析清晰而锐利，直指这个标准不仅严重违背了省里的文件精神，更是将失地农民的未来，推向了深渊。
“……经测算，此标准下，农民失去土地后，所得补偿款不足以在县城购置同等面积房产的五分之一，长远生计堪忧……”
读到这里，周学兵胸中的怒火已经开始翻腾。他强压着情绪，继续翻页。
第三部分，标题是：“一个主任的‘两次会议’”。
这一部分，彻底点燃了周学兵的怒火。
报告里，苏正先是详细记录了今天征地办主任王平，如何以“开紧急会议”为由，将几十位农民和县委督查室的工作人员晾在门外数小时的傲慢行径。
紧接着，笔锋一转，一份三年前的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被引用了上来。在那次会议上，同样是这位王平主任，力排众议，以“要考虑开发商成本压力，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环境”为由，将原始方案中高出百分之二十的补偿标准，硬生生地砍了下来。
“一次‘闭门不开’的会，为了躲避人民。”
“一次‘积极建言’的会，为了服务资本。”
“两次会议，服务于谁，损害了谁，答案不言自明。”
报告的最后，还附上了一份县财政局的账目挪用记录。一笔省里下拨，明确要求“专款专用，用于提高失地农民安置补偿”的补贴款，最后竟然被挪用到了“行政中心绿化升级项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