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齐几乎是凭借本能，在混乱的人潮中为苏正杀开一条血路。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以笔杆子为生的文职干部，有一天会用身体去冲撞，只为了抢出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秘书长，笔，纸！”林思齐的声音嘶哑，他将从前台抢来的a4打印纸和一支最普通的签字笔拍在桌上，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
苏正没有立刻去拿笔。他的目光越过眼前一张张激动、愤怒、又充满期盼的脸，望向大厅墙壁上那鲜红的标语——“高效、便民、廉洁、规范”。
“林馆长，这样不行。”苏正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能安抚人心的力量，“把桌子搬到大厅中央，再去找几张桌子拼起来，设一个登记处。让你的两个同事负责记录，姓名、联系方式、要办的事情、被哪个窗口卡住了、卡了多久，都给我记清楚。”
他顿了顿，补充道：“告诉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来。今天，所有人的问题，不解决，我不走。”
这几句话，像是一剂镇定剂，注入了沸腾的人群。骚动的人潮慢慢平息下来，人们相互看看，眼神中的狂热退去，取而代 ????之的是一种将信将疑的秩序。
林思齐如蒙大赦，立刻指挥着两个已经吓傻的年轻下属，连同两个反应过来的保安，手忙脚乱地开始布置现场。很快，一个简陋却有效的“临时信访办”就在政务大厅的正中央搭建起来。
苏正没有坐在那个临时搭建的登记处。他拉过一把椅子，就坐在张大山老人的身边，将那张普通的办公桌当成了自己的案台。
他成了大厅里最奇特的一道风景。
市委秘书长，没有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坐在一群最普通的百姓中间，面对着一张张写满委屈和辛酸的脸。
“下一个，您请说。”苏正对着一位坐着轮椅、被家人推过来的中年男人点了点头。
男人嘴唇哆嗦着，指了指自己的腿，又指了指不远处的人社窗口：“秘书长，我……我来办残疾证年审。他们非要我本人来，我这腿脚不方便，每次来回都要折腾大半天。就为了盖个章，让他们看一眼，证明我还活着，还没死。”
苏正的笔尖在纸上顿了顿。他抬起头，目光投向人社窗口那个脸色煞白的工作人员：“过来。”
那人挪了过来。
“残疾人年审，必须本人到场，是哪条规定？”苏正问。
“是……是中心为了防止冒领补贴，制定的内部细则……”
“细则？”苏正重复了一遍，“为了防止极少数的可能，让所有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每年都必须承受一次这样的折腾。这个细则的制定者，很有‘智慧’。”
他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问题三：内部细则“一刀切”，罔顾特殊群体实际困难，以管理之“惰”，行扰民之“实”。名曰“严谨”，实则懒政。建议推广此“智慧”细则，让所有制定者每年亲自体验一次“被审核”的便捷。】
写完，他看向下一位，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
“秘书长，我给孩子办医保，就因为出生证上的名字，和我后来在户口本上起的正式名字，有一个字不一样，他们就说不是同一个孩子！”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解释了，小名和大名不一样很正常，可他们不听，非要我回老家的派出所，开一个‘我儿子是我儿子’的证明！”
苏正看着那个在母亲怀里懵懂无知的婴儿，沉默了片刻。
他再次提笔：【问题四：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官僚主义催生形式主义怪胎，百姓在循环证明的迷宫里疲于奔命。窗口人员手握微末权力，却将本应承担的核实责任，以“规定”为由，粗暴转嫁给办事群众。建议所有相关审批人员，在办理个人及家庭业务时，一律先行提供“我是我”的权威证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整个政务服务大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只有苏正的问话声，群众的哭诉声，以及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冷漠麻木的窗口工作人员，此刻都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他们不敢交头接耳，不敢玩手机，甚至不敢抬头。他们被迫聆听着这一场由他们亲手制造的、迟到了太久的“控诉大会”。
每一句哭诉，都像一记耳光，火辣辣地抽在他们脸上。
那个叫“小刘”的女孩，妆已经哭花了，黑色的眼线在脸上冲出两道狼狈的沟壑。她被林思齐叫去给排队的群众倒水，端着纸杯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而那个始作俑者，中心主任王建国，不知何时已经醒了。他没有被带走，也没有人理会他。他就那么瘫坐在角落里，像一滩烂泥，眼神空洞地看着大厅中央那个正在奋笔疾书的背影。
他知道，苏正这是在杀人，更是诛心。
他不是简单地处理几个工作人员，他是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这个服务中心腐烂的根，一寸一寸地挖出来，晾在阳光下，让它无可遁形。
苏正的记录已经写满了十几页纸。
从张大山的“死循环”，到残疾人的“年审之苦”，再到“我爸是我爸”的荒诞证明。
从工商窗口的“看人下菜”，到税务窗口的“两头互推”。
从环保窗口的“责任外包”，到人社窗口的“冷硬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