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晨光熹微。
苏正站在书房的窗前，一夜未眠，眼中却没有丝毫疲惫，反而清明如洗。桌面上，摊开着十几份文件，既有督查室连夜调来的周建海及其家属的背景资料，也有林思齐通过技术手段搜集的，关于那几家改制企业的深层股权穿透图。
每一份文件，都像一块拼图。当它们被拼接在一起，一幅触目惊心的贪腐巨画，已然轮廓分明。
周建海的妻子，在一家“港资”背景的贸易公司担任顾问，年薪三百万，而这家公司的最大业务往来方，正是那家收购了云州棉纺厂的“新世纪纺织”。
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不到两年，就成了一家私募基金的合伙人，这家基金，恰好是为“天诚实业”提供“战略投资”的幕后金主之一。
他的小舅子，也就是精密仪器厂改制后新公司的法人代表，名下还关联着七八家公司，业务范围从设备租赁到废品回收，几乎囊括了所有被改制国企的下游产业链。
一张以周建海为中心，由亲属、利益关联人、白手套公司编织而成的巨网，早已将云州市的国有资产，牢牢地罩在了里面。
苏正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茶，喝了一口。茶水苦涩，一如那些被贱卖的工厂里，成千上万下岗工人的滋味。
他没有立刻拿起那支神笔。
对付周建海这种人，不能急。他是一条在规则的泥沼里游弋了半辈子的老滑鱼，身上沾满了法律的保护色。直接用雷霆手段，固然能将他拿下，但那张网太大，稍有不慎，就会有无数的小鱼从撕裂的网眼中逃脱。
苏正要做的，是先去见一见这条老滑鱼。亲手丈量一下他身上的鳞片，到底有多厚，有多滑。
……
上午十点，市国资委。
苏正没有提前打招呼，也没有让林思齐陪同，只身一人，像一个来办事的普通干部，走进了这栋略显陈旧的办公楼。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纸张和灰尘混合的味道。走廊里，几个工作人员抱着半人高的文件堆，步履匆匆地走过，脸上带着一种程式化的疲惫。
他直接走到了主任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
门里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甚至带着点热忱的声音。
苏正推门而入。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朴素。一张老旧的办公桌，一个塞满了卷宗的书柜，墙上挂着一幅“为人民服务”的装裱字画。
办公桌后，一个体型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抬起头。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上挂着和善的、几乎是标准模板的笑容。他看到苏正，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立刻站起身，热情地绕出办公桌。
“哎呀，这不是苏主任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他就是周建海。
苏正看着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很难将他与昨夜那些冰冷的资料联系在一起。这演技，不去拿个影帝，真是屈才了。
“周主任客气了，我路过，顺便过来看看。”苏正微笑着，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周建海手脚麻利地给苏正泡上茶，嘴里还在不停地客套：“苏主任年轻有为，是我们全市干部学习的榜样啊！您工作那么忙，还亲自到我们这小庙来指导工作，我们是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
苏正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用杯盖轻轻撇着浮沫。“指导谈不上。就是最近闲暇时，看了看咱们市的一些老论坛，翻到几个关于国企改制的陈年旧帖，心里有点好奇，想跟周主任请教请教。”
周建海脸上的笑容凝固了零点一秒，随即又舒展开来，只是那笑容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哦？苏主任说的是哪些事？您也知道，我们国资委这些年，工作千头万绪，改革嘛，总会有些不同的声音。”
“也没什么大事。”苏正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聊家常，“就是看到有老工人抱怨，说当年的棉纺厂、重型机械厂，卖得太便宜了。说德国进口的机器当废铁卖，心里不舒服。”
周建海的屁股在椅子上微微挪动了一下，他摘下眼镜，用衣角仔细地擦了擦，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声叹息，包含了万千情绪，有无奈，有委屈，还有一丝不被理解的辛酸。
“苏主任啊，您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他把眼镜重新戴上，脸上写满了“苦衷”，“您说的这些，我怎么会不知道？那些老工人来我办公室，拍着桌子骂我，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败家子，是卖国贼！我听着，心里比刀割还难受！”
他捶了捶自己的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可我能怎么办？那几年，市场环境不好，那些老国企，一个个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工人工资发不出来，退休金没着落，银行的贷款利息压得人喘不过气！再不甩掉包袱，整个市的财政都要被拖垮！”
“那不是贱卖，苏主任！”他加重了语气，仿佛在扞卫自己的清白，“那是市场行为！是公开挂牌，公开拍卖！我们请的都是国内最顶尖的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每一个流程，都经得起任何审查！价格是低了点，可那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能找到的最好的出路了！”
苏-正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理解”与“同情”，心里却在冷笑。
好一个市场行为。把盈利的企业做成亏损，再用“专业”的评估公司给出一个地板价，最后让自己的亲信在“公开”的拍卖会上一锤定音。这套流程，确实完美。
“至于那些下岗的工人，”周建海的眼圈竟然有些泛红，“我比谁都心疼！那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当时为了给他们多争取一点补偿金，跟那些来收购的港商、民营老板，拍了多少次桌子，喝了多少顿我不愿意喝的酒！可没办法，改革，总要有阵痛。为了保住大多数，总要有人牺牲。我们只能在政策范围内，尽力而为。我周建海，自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