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的空气凝滞如水，唯一流动的，是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这声音已经持续了整整十三个小时。
周建海趴在桌上，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只剩下机械书写的手臂还在运动。他身上的旧睡袍早已被汗水浸透，又被空调风吹干，变得僵硬，贴在佝偻的背上，勾勒出嶙峋的骨架。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写了多久，也不记得写了多少页。他的眼睛干涩刺痛，看东西带着重影，手腕肿胀得像发面馒头，每一次落笔，都牵动着筋骨，带来一阵钻心的疼。
但他不敢停。
马东明那句“凡事都有一线生机”，像一个魔咒，更像一根悬在他头顶的救命稻草。他必须抓住，用尽全力抓住。他要把自己这辈子种下的所有“因”，一颗不漏地刨出来，堆在这张桌子上，去交换那个他渴望的“果”。
于是，他写。
他写下了二十年前，他还是个科长时，如何帮一家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违规获得贷款，并从中收受了第一笔“感谢费”——五千块钱。那笔钱，他藏在床垫下，一个月都没敢动。
他写下了云州棉纺厂改制时，他如何与天诚实业的李维诚串通，请来一家香港的皮包评估公司，将价值一点八亿的资产，硬生生做成了三千二百万。那场庆功宴上，李维诚送给他一箱“茶叶”，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
他写下了重型机械厂那批从德国进口的、当时亚洲最先进的精密机床，是如何在账面上被列为“报废设备”，最后以废铁的价格卖给了李维诚的另一家公司，转手就出现在了南方一家合资企业的车间里。为了堵住技术员的嘴，他亲自签字，将那位敢于直言的老师傅，以“精神问题”为由，强制提前退休。
他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名字，从银行的行长，到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城建部门的处长，到某些他只敢用代号标记的、更高级别的人物。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跟着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一笔笔见不得光的交易。
他像一个疯狂的农夫，在收割自己种了一辈子的毒草。他要把田地翻个底朝天，不留一根杂草，好让那片被“国有化”的土地，能重新长出属于他的黄金。
单向玻璃的另一侧，气氛压抑得近乎窒息。
马东明站着，双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地盯着审讯室里的那个身影。他身后的几名专案组成员，有的在飞速敲击键盘，根据周建海写下的线索，立刻展开背景核查；有的则死死盯着屏幕上同步显示的供词，脸上是无法掩饰的震惊。
“乖乖……这张网也太大了。”一个年轻的记录员忍不住低声感叹，“市建行张行长……天呐，他上周还在廉政大会上发言呢。”
“别说话。”旁边一位老资格的纪委干部沉声制止了他，但自己的眼神里也充满了骇然。
他们办过无数大案要案，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贪官。有抵死不认的，有避重就轻的，有痛哭流涕忏悔的。但像周建海这样，不需审问，不需引导，自己就把自己扒得底裤都不剩，甚至还主动把所有同伙的底裤都一起扒下来的，他们是头一次见。
这份供词，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一份同归于尽的投名状。他把所有人都拖下水，似乎是在向那个未知的力量证明：看，我把所有的“因”都还了，一个都没落下。
“他快写完了。”马东明忽然开口。
审讯室里，周建海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他丢开笔，整个人像一滩烂泥，瘫倒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叠厚厚的稿纸，堆在桌上，像一座小山，也像一座坟。
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穿过空气，似乎在乞求地望着这面冰冷的玻璃。
“我……我都写完了……”他的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一字不漏……所有的……所有的都写了……现在……可以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吗？”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耗尽一切之后，只剩下最后一丝希望的卑微。
马东明沉默了片刻，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没有去看周建海，而是径直走到桌前，拿起了那份沉甸甸的供词。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神情专注，仿佛在审阅一份普通的工作报告。
周建海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动作，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
终于，马东明翻到了最后一页。他合上供词，抬起头，看向周建海。
周建海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眼中是饿狼看到肉一般的渴望。
马东明没有说话，他只是转过身，对门外等候已久的两名检察官点了点头。
一名检察官走上前，从马东明手中接过了那份供词。另一名检察官则拿出一份文件，走到周建海面前，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公式化的声音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