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空气仿佛被冯毅那句话抽成了真空。
“你来云州不到一年，掀起的浪，却比很多人一辈子见过的都大。”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在平静的水面，没有巨响，却激起一圈圈看得见的涟漪。赵卫东的眉心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市长杨明端起茶杯的手，在空中停顿了半秒。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正身上，等待着他的反应。是谦卑地承认，还是惶恐地辩解？
苏正的脸上，没有众人预想中的任何表情。他只是很自然地走上前，对着主位的冯毅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微微颔首，然后拉开赵卫东身边空着的椅子，坐了下来。
整个动作不疾不徐，仿佛他不是来接受审视的，只是来参加一个普通的例会。
他坐下后，才抬眼看向冯毅，平静地回答：“冯部长，浪大，不是因为扔石头的人力气大，而是因为水下的暗流太汹涌。”
一个比喻，不卑不亢，将所有压力都推了回去。
冯毅镜片后的目光微微一凝，像是手术刀找到了第一处可以下刀的筋膜。他没有顺着苏正的话说下去，而是换了个角度，问题更加尖锐。
“我看了国资委的案卷，也看了振兴基金的方案。一个拆，一个建，一破一立，手法很漂亮。”冯毅的声音依旧平淡，“但有人向我反映，说你苏正，是福将，也是灾星。福将，是你能解决问题；灾星，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破坏了规矩，打破了平衡，让很多人不舒服。”
他身体微微前倾，盯着苏正的眼睛：“你自己说，你是福将，还是灾星？”
这个问题，歹毒至极。承认是福将，是居功自傲；承认是灾星，是自认有罪。无论怎么回答，都是一个坑。
连赵卫东都替苏正捏了一把汗。
苏正却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却让会议室里紧绷的气氛，莫名地松动了一丝。
“冯部长，我既不是福将，也不是灾星。”他拿起桌上那份还未来得及收走的、关于第二化工厂改造的图纸，轻轻在桌上摊开了一角。
“我只是个医生。病人身上长了个毒瘤，脓水都快流出来了，周围的皮肤看着还光鲜，但里面已经烂了。我能做的，就是一刀切下去。”
他抬起头，目光坦然地迎向冯毅：“切的时候，肯定会流血，病人会喊疼，旁边的人看着会觉得场面血腥，不舒服。但如果不切，结果就是死路一条。”
“至于规矩和平衡，”苏正的手指，轻轻点了点图纸上那片代表着污染区的红色标记，“当规矩成了保护毒瘤的借口，当平衡成了大家眼睁睁看着病人去死的默契，那这种规矩和平衡，不要也罢。”
一番话，掷地有声。
会议室里，落针可闻。
市长杨明下意识地去端茶杯，结果忘了自己刚才已经端起来了，手指在空气中抓了一下，有些尴尬地收了回去。
纪委书记马东明，这位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干部，此刻的表情也有些微妙。他看着苏正，像是在看一个自己亲手打磨出来、却又超出自己预料的兵器。
冯毅的脸上，依旧看不出任何情绪。他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这半分钟里，他只是看着苏正，那眼神像是在用x光机，一层层地扫描他的骨骼和内脏。
“说得好。”冯毅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为医者，要有仁心，也要有担当。切了毒瘤，就要负责伤口愈合，负责病人康复。你把几十亿的振兴基金花了下去，让工厂重新开工，这是好事。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工厂，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你用行政力量强行输血，让它活了过来。两年后，三年后，当这笔钱烧完，它再次倒下怎么办？你给工人们的希望，会不会变成更大的绝望？到时候，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加现实，也更加沉重。
赵卫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是所有振兴计划都必须面对的终极拷问。
苏正没有立刻回答。他将那张图纸，沿着折痕，仔细地叠好，仿佛在整理自己的思绪。
“冯部长，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有一年发大水，家家户户的粮食都被淹了。村里人没东西吃，只能等救济粮。但是路断了，救济粮送不进来。大家就只能在屋里等着，一天，两天……很多人都说，算了吧，听天由命吧。”
他讲起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故事，声音很平缓。
“但我爷爷，当时是村支书。他带着村里的壮劳力，拿着锄头和铁锹，出门了。所有人都说他疯了，外面那么大的水，出去就是送死。我爷爷就说了一句话：‘在屋里等着，是等死。出去找活路，是找死。等死和找死，我选后者。因为找死，万一就找到了活路呢？’”
苏正的故事讲完了。他抬起头，目光清澈而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