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摇头，接过豆浆，掌心被烫得一颤，却没松手。她抬眼看他，轻声说：“阿斗，我找到工作了，夜班护工，三千一个月。”
阿斗愣住，喉结动了动，像吞下一口热炭。他蹲下来，握住她那只被豆浆烫红的手：“七七，你不用……”
“用。”她打断他，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带着刀口般的利落，“我得出份力，不能光让你跑。”
阿斗盯着她，眼眶慢慢红了。他想说“我有钱”，想说“我替你扛”，可他知道，七七眼里那层光，不是被拯救，而是自救——
她得先把自己打碎，才能重新长出自己的骨头。
走廊尽头，那盏灯忽然灭了，又闪了几下，重新亮起。七七低头喝了一口豆浆，烫得舌尖发麻，却笑了：“走吧，进去看看我妈。明天开始，我也是有工资的人了。”
她起身，把缴费单折成小小一块，塞进兜里，像塞起一段旧人生。
三千块，买不走命运，却买来了第一块垫脚石。她不知道前面是河是崖，只知道——
得先站上去，才能继续走。
七七会很敬业
第二天夜里十一点，七七准时出现在护士站。
她换上了一号仓库领来的淡蓝色护工服，袖口洗得发白，领口还留着前一位主人的签字笔迹。她把头发一股脑儿塞进一次性帽子里，对着镜子抿紧发绳——镜子里的人眼眶发青，却亮得吓人。
“新来的？”夜班组长是个四十出头的苏北大姐，姓陆，声音劈叉得像旧磁带，“先打个预防针：我们这儿不是养老院，是战场。能扛就留，扛不住趁早说。”
七七点头，把工牌别在胸前，别针穿破布料的“噗嗤”声像给自己钉下一枚军功章。
第一晚，她就分到最累的“特护三床”——晚期肿瘤，身高一米八几，体重不到九十斤，每两小时翻一次身，一夜五次体温，七次镇痛泵检查。病人疼得整夜呻吟，家属在走廊哭，她却始终声音不高不低，像一条拉紧的绳子：
“来，叔，我数一二三，您抱我脖子，咱侧过去，疼就咬我肩膀，别咬自己。”
她个子小，一条腿跪在床边当支点，肩膀顶着病人枯瘦的肩胛，用整个身体的杠杆把重量翻过去。汗顺着鬓角往下滴，在床单上砸出深色圆点，她却始终保持着节奏——一、二、三，翻身；一、二、三，拍背；一、二、三，塞好减压垫。
凌晨两点，陆姐巡房，隔着玻璃看见她半跪在床前，拿棉签蘸水，一点点润病人干裂的唇，像给一尊碎瓷片补水。那分钟，陆姐没说话，只在考勤表上默默画了个五角星。
第三天，她开始背病人的“小档案”：三床几点最疼、五床对头孢过敏、八床夜盲症，起夜必须先开走廊小灯。她把a4纸裁成掌心大小，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再用透明胶缠一道，怕夜班汗水洇糊了字。
一周后，原本最难缠的家属——一个戴金链的大哥——专门等在电梯口，递给她一只红色塑料袋：“小妹，自家灌的腊肠，蒸十分钟就行，别嫌弃。”七七笑得眉眼弯弯，双手接过，第二天却把整袋腊肠切片，分给一层楼所有病人当早餐配菜。金链大哥知道后，愣了半晌，只憋出一句：“这闺女，实诚。”
月底，护理部做满意度调查，特护病房破天荒拿到满分。陆姐把表格甩她面前：“行啊，小身板儿，爆发力可以。”七七低头擦手，声音轻却笃定：“我就是拿人三千，得把这三千的窟窿填得满满当当，不然心里发虚。”
第二个月，医院推行“无痛病房”，要求翻身、换药、静脉穿刺全部限时。别人怨声载道，她却偷偷把动作拆成分秒表：翻身45秒、塞垫15秒、镇痛泵静音3秒。夜班没病人时，她就拉陆姐当“模特”，一遍遍练手，直到陆姐求饶：“行了行了，我骨头快被你拆散！”
有天深夜，三床突然大出血。医生还没赶到，她先冲上去，双手交叉压股动脉，整个人几乎趴在病人身上，像一块压住洪峰的石头。血喷在她护工服的前襟，温热，腥甜，她脑子却冷静得可怕——“压迫点再往上两公分，心率120，血压60\/40，备血单要写‘a型rh阴性’。”
抢救结束，天已泛青。医生摘口罩，冲她竖大拇指：“今天要是没有你，这条命就悬了。”她却摇头，声音沙哑：“我拿了工资，这条命就是我的kpi。”
下班时，她在电梯里看见镜中的自己：制服血迹斑斑，脸上全是干涸的汗盐，像一张龟裂的面具。可那双眼睛，亮得像刚磨出来的手术刀。
第三个月发薪日，她把三千块现金一张张摊平，用银行给的橡皮筋捆成整整齐齐一沓，塞进母亲病床的抽屉里。母亲还在睡，她俯身掖好被角，轻声说：“妈，您看，女儿这三千，一分不少，一分不亏。”
走廊灯把她的影子拉得细长，像一株被夜雨冲刷却愈发挺拔的竹。她知道，自己依旧渺小，依旧背着债，依旧有天会累到跪地——
可只要那盏夜班灯不灭，她就会一直站在床前，数着“一、二、三”，把每一个翻身、每一次拍背、每一声呻吟，都做成三千块里沉甸甸的砝码，称得比命还重。
因为她叫七七，她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
三千块，不是她的价格，是她的刻度——
她得用这刻度，一点点丈量出自己与深渊之间的距离，然后，再往前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