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中，若论与儒家理念最为相悖者，莫过于墨家。
而如今太子扶苏竟将儒家奉为圭臬的周礼，与墨家主张的“兼爱”相提并论，这无异于贬低儒门根本，羞辱先贤之道。
一时愤懑难平，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言辞激烈，几乎将胸中积郁尽数倾出。
有人口不择言，甚至牵扯出对当下秦国朝政的讥讽，连带提及始皇帝的一些不当评语，也都脱口而出。
所幸此处乃是淳于越私宅，聚集者皆为儒门弟子，言语纵然过激，也不虞外传。
也正是在这情绪激荡之际，淳于越等几位年长博士忽有所悟——
虽未能入宫与群臣共观天幕，错失参与国事议论之机，看似不利；
但反过来看，却也躲开了诸多拘束！
眼下众人闭门私聚，言谈无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哪怕一时失言，讥讽了朝廷或君上，也不致招来祸患。
若是置身皇宫大殿，四周皆是重臣耳目，始皇端坐高台，哪怕心中再恼太子之言，也只能隐忍克制，不敢放肆指责。
更不用说像现在这般，激动之下竟说出些犯忌之语——若是在朝堂之上，恐怕当场便会被治罪问斩！
正因身处私宅，才有这番畅所欲言的痛快。
一旦失言，轻则被杖责数十，皮开肉绽，险些丧命；重则极有可能直接被始皇帝下旨处死，性命难保。
正因看清了这层利害，淳于越等一干儒家博士与学子反而愈发放胆直言。
他们竟公开指责始皇帝有眼无珠，偏宠法家、墨家，拒纳儒家治国之道，否则怎会在“大秦长公子扶苏”的天象示警中，显出秦将覆灭之兆？
这分明就是因始皇帝不用儒术所致！
若始皇帝仍执意冷落儒家，不重用他们这些饱学之士，那么秦国的国运必将短促，难以为继！
随着言辞愈烈，淳于越等人情绪越发高涨，仿佛已亲眼目睹秦国因弃儒而崩塌，江山倾覆。
而后始皇帝幡然醒悟，痛哭流涕，悔恨交加，亲自登门恳求他们出山救国。
届时，他们将以苍生为念，宽宏大量地既往不咎，毅然应召入仕，辅佐朝政。
最终如昔日周公一般——一年平乱，二年克敌，三年定疆，四年分封诸侯，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还政于君。
天下自此推行儒教，礼乐昌明，万邦来朝。
待功成之后，他们便悄然隐退，不恋权位，只留浩然青史，美名永传。
这正是每一位儒者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
倘若真能实现此志，纵然身死，亦无憾矣。
相较之下，那些白日做梦、沉溺幻想的儒生不同，墨家弟子此刻却陷入深思。
无论是相里氏一脉的传人，还是相夫氏、邓陵氏门下的子弟，
在听罢太子扶苏对“兼爱”理念的质疑与批驳后，无不开始审视自家先师所倡之说。
墨子提出的“兼爱”，真的可行吗？
道理上当然美好——若世人皆能彼此关爱，天下何来战乱争斗？
可问题在于，实行起来何其艰难！
正如太子所言：若有谁真能做到不分亲疏、普爱众人，他愿尊其为圣人。
然而自古至今，天下诞生过几位圣人？
几十？上百？抑或上千？
但无论多少，可曾有过哪一个时代，百姓皆成圣贤，人人无私无欲？
只要普通人一日无法达到圣人的境界，墨家所向往的那个无争无战、人人互爱的世界，就永远遥不可及。
因此，太子指出“兼爱”不过是空中楼阁，并非妄言；
其所言“兼爱”对民众道德水准要求过高，也确是实情。
毕竟，在寻常百姓眼中，你善待我，我便回报以善；你欺辱我，我又何必对你仁慈？这才是世间最朴素的伦理观。
若他人加害于己，还要强求自己去宽容、去爱人，那未免太过苛刻。
更进一步说，别说普通百姓能否做到“兼爱”，就连他们墨家自身，又何尝真正践行了这一信条？
试问，他们可曾与儒家弟子平等相待、推心置腹？
若有机会，只怕巴不得儒家学说断绝传承，再无来者。
诸子百家中，若论最不容儒家者，莫过于墨家自身。
连自家门人都无法以爱护本门之心去善待他派，
又怎能指望黎民百姓舍弃骨肉亲情，去关爱陌路之人？
若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却硬要强加于百姓身上，岂非虚伪无耻？
墨家弟子尚知廉耻，这般言行不一之事，实在做不出来。
况且，“兼爱”看似是一种超越界限、不分你我的博大之爱——
不受身份、地位、宗族、地域束缚，人人平等相待。
可在这种表面平等的背后，是否恰恰隐藏着最大的不公与悖理？
就如同此刻站在自己面前的两个人，一个是从前便与自己血脉相连、情深义重的至亲好友，多年来始终默默守护，倾尽温情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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