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林夏在他身边坐下，闻到股淡淡的消毒水味。
男孩的手一抖，苹果刀在指腹上划了道血痕：“嗯……警官，我真的知道错了，等我妈好点，我就去打工还钱。”
林夏看着他手腕上的烫伤，果然在旁边发现块月牙形的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深些：“这疤怎么来的？”
男孩的脸色瞬间白了：“是……是小时候玩火烫的。”
“是吗？”林夏掏出协查通报，“那你认识这个人吗？”
男孩的眼睛死死盯着照片，苹果“啪嗒”掉在地上。他突然站起来，椅子被撞得往后滑了半米：“我不认识！你们抓错人了！”
“上周三晚上八点，你在哪儿？”林夏的声音很稳，“诚信电器行的老板说，那天看见个和你身形差不多的人在店门口徘徊。”
男孩的肩膀垮了下去，蹲在地上抱着头：“不是我……是我爸让我去的……他说只要拆够十台空调，就给我妈凑透析费……”
林夏的心沉了沉。原来夹克男是他父亲，那个在逃的抢劫犯。男孩说，父亲半年前突然回家，带着身伤和一箱子来路不明的钱，说“做完这票就带你们娘俩走”。
“他现在在哪儿？”
男孩抬起头，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淌：“他说去火车站接个人，让我在仓库等着……警官，我爸他本性不坏，都是为了我妈……”
林夏摸出手机，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所长，嫌疑人可能在火车站，我现在过去……”
挂了电话，他从兜里掏出包饼干，是早上小王给的：“先垫垫肚子，等下跟我去所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你妈那边，我已经跟护士说了，会有人照顾。”
男孩接过饼干，手指抖得厉害，包装袋撕了半天才扯开。林夏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当了一辈子刑警的男人，总说“警察的孩子要比别人更懂事”，却在他十二岁那年，因为抓毒贩牺牲在边境线上。
傍晚六点，火车站的人流像条汹涌的河。林夏穿着便衣，盯着出站口的电子屏，上面滚动着各趟列车的到站信息。小王在旁边嚼着口香糖，眼睛瞪得像铜铃：“林哥，你说他会来吗？”
“会。”林夏的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指腹摩挲着冰凉的金属。他太了解这种父亲了，就算跑遍天涯，也舍不得让孩子替自己顶罪。
七点零三分，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出现在出站口。他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但林夏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左额的月牙疤。男人东张西望了片刻，掏出手机似乎想拨号。
“行动！”林夏低声说，和小王一左一右包抄过去。
男人反应极快，转身就往候车厅跑。林夏追上去，风衣下摆扫过他的脸，带着股劣质烟草的味道。在检票口的栏杆处，他一把拽住对方的后领，两人一起摔倒在地。
“别挣扎了，张建军。”林夏死死按住他的手腕，手铐“咔嗒”锁上的瞬间，听见对方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
押着男人往警车走时，经过站前广场的大屏幕。正在播放本地新闻，画面里是幸福小区的张老太，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旁边站着个哭红了眼的年轻人——是她的儿子，终于赶回来了。
“我妈怎么样了？”张建军突然问，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在医院接受治疗，脱离危险了。”林夏看着他被押进警车，“你儿子很懂事，说等你出来，一起挣钱给你老婆治病。”
男人的肩膀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铁窗映出他扭曲的脸，像个被戳破的气球。
晚上十点，林夏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是间十平米的小屋，墙上贴着张泛黄的照片——他和父亲穿着警服的合影，父亲的手搭在他的肩上，笑得一脸骄傲。桌上的泡面还没拆，是早上从食堂带回来的。
他拿起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听筒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母亲在那头絮絮叨叨：“天冷了，记得穿秋裤。你爸的忌日快到了，我给你寄了件他以前穿的毛衣，保暖……”
“妈，我挺好的。”林夏的声音有点发涩，“这个月值完班，我就回家看看。”
挂了电话，他从抽屉里翻出个褪色的红本，里面夹着父亲的警号。编号是“0”，他现在的警号是“0”——当年接父亲班时，领导特意申请的连号。
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在地上照出片银白。林夏看着墙上的警徽，金属的光芒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明天早上八点，他还要去所里处理张建军的案子，还要去医院看看张老太，还要陪那个偷奶粉的女人去社区服务中心。
他想起刚入职时，师傅说的“警察这行，干的就是良心活”。抓贼要狠，待人要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看似穷凶极恶的人背后，藏着怎样的苦衷；那些看似懦弱的眼泪里，又憋着多大的勇气。
林夏把警号贴在胸口，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父亲的手在轻轻按着他的心脏。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老巷的青石板路还会被雨水打湿，仓库的铁门还会虚掩着，而他会穿着这身藏蓝，继续走在辖区的每个角落，就像无数个前辈那样，把黑夜走成白昼，把崎岖走成坦途。
手机屏幕亮了下，是小王发来的信息：“林哥，张老太醒了，说谢谢你救了她。”
林夏笑了笑，回了个“晚安”。宿舍的灯最后一个熄灭，在漆黑的夜空下，那点微弱的光像颗不肯熄灭的星，守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也守着每个平凡日子里的，不为人知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