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的钢笔尖在合同草案上顿了顿，红色批注划过“乙方需承担全部违约责任”的条款，修改为“乙方需根据实际损失承担对应违约责任，具体赔偿范围以本合同附件《损失核算标准》为准”。办公室的落地钟敲了七下，窗外的陆家嘴金融城灯火璀璨，玻璃幕墙将夜色切割成不规则的亮块，映得她桌面上的《民法典》法条注释本泛着冷光。
“林总，市场部刚发来的合作协议，对方坚持要把争议解决地设在新加坡，说是他们总部的硬性要求。”法务专员小陈抱着一摞文件敲门进来，额角还沾着汗，“明天就要和对方法务面谈，市场部催着要法务意见，您看……”
林夏接过文件，指尖快速扫过争议解决条款，目光停在“适用新加坡法律”那行字上：“对方是东南亚企业？”
“是做跨境电商的，总部在新加坡，但核心业务都在国内。”小陈补充道，“市场部说这个合作能帮公司打开东南亚市场，不想因为法律条款谈崩。”
林夏翻开笔记本，上面记着过往跨境合同的风险点：“新加坡法律对违约责任的认定比国内宽松，而且跨境诉讼成本高、周期长，一旦发生纠纷，我们维权会很被动。你先整理三点反驳依据：一是本次合作的标的额80%在国内，合同履行地主要在上海；二是引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主张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三是给对方发一份我们过往类似合作的争议解决条款模板，说明这是行业惯例。明天面谈前，把这些材料发给市场部和对方法务。”
小陈点头应下，刚走到门口又被林夏叫住：“提醒市场部，别承诺‘法务部会无条件配合’，我们的底线是争议解决地设在上海，适用中国法律，这一点不能让。”
等小陈离开，林夏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端起桌边早已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手机在桌面上震动，是女儿乐乐发来的视频请求，屏幕里的小姑娘举着画纸，兴奋地喊：“妈妈，你看我画的法务妈妈，戴着眼镜，手里拿着大合同！”
林夏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声音放软：“乐乐画得真好，妈妈今晚争取早点回家给你讲故事。”
“妈妈上周也这么说，结果我都睡着你才回来。”乐乐的声音低了下去，“爸爸说你在保护公司，就像奥特曼保护地球一样，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林夏的眼眶有些发热，“妈妈要确保公司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规则，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有工作，乐乐也能有更多好玩的玩具呀。”
挂了视频，林夏重新拿起那份跨境合作协议，在争议解决条款旁画了个醒目的红圈。她想起三年前刚升任法务总监时，处理的第一起跨境纠纷——对方利用争议解决地在国外的条款拖延诉讼，公司最终虽然赢了官司，却错过了最佳市场时机，损失了近千万。从那以后，“守住法律底线，同时为业务争取空间”就成了她的工作准则。
第二天上午九点，林夏准时出现在会议室。对方法务是个五十多岁的新加坡人，戴着金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林总监，我们总部要求所有跨境合作的争议解决地必须设在新加坡，这是公司制度，我没办法更改。”
“李先生，我理解贵司的制度，但本次合作的核心履行地在上海，80%的标的额涉及国内供应链，适用中国法律、在上海解决争议，更符合‘最密切联系原则’。”林夏将整理好的材料推到对方面前，“您看，这是我们与马来西亚、泰国企业的合作案例，争议解决地都设在国内，最终合作都很顺利。而且，中国的商事审判效率近年来大幅提升，上海法院对涉外案件的审理经验也很丰富，不会影响争议的公正解决。”
对方法务拿起材料翻了翻，眉头微蹙：“但总部那边……”
“我们可以在合同中增加‘先协商，后仲裁’的条款，若协商不成，再提交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仲裁员可以包含一名新加坡籍仲裁员。”林夏补充道，“这样既兼顾了贵司对‘国际争议解决’的要求，也保障了双方的维权效率，您觉得如何？”
对方法务沉默了片刻，拿起手机给总部打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后，他笑着说：“总部同意了，林总监果然专业，既守住了原则，又给了我们台阶。”
散会后，市场部总监王磊凑过来：“林总，还是你厉害，我还以为这次要谈崩了。”
“不是我厉害，是规则本身站在我们这边。”林夏收拾着文件，“后续合同履行过程中，让业务部门定期给法务部同步进展，尤其是涉及跨境付款、货物交付的环节，有异常及时沟通。”
回到办公室，林夏刚坐下，就收到了人力资源部发来的邮件——公司准备辞退技术部的老员工张凯，理由是“连续三个月绩效考核不达标”，但张凯认为公司是在“变相裁员”，要求赔偿2n薪资，否则就申请劳动仲裁。
林夏打开张凯的劳动合同和绩效考核记录，发现张凯的合同还有两年到期，且公司从未给过他“绩效改进计划（pip）”，只是在每月绩效表上打了“不达标”。她立刻拨通了人力资源总监李敏的电话：“李总，张凯的辞退流程有问题，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不能胜任工作’，也没有给过他改进机会，直接辞退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他申请仲裁，公司大概率会输。”
“可技术部说他确实跟不上项目进度，留着也是浪费资源。”李敏的声音有些急躁，“现在公司在优化人员结构，要是每个员工都像他这样闹，工作没法推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