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鲁德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不能小看他们，瓦尔特。”
“我表弟在夏洛滕堡工学院，他说那边很多技术学生都被他们拉拢了，认为强大的军队和民族复兴才是德国的唯一出路。”
一直沉默的奥托突然开口，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却像锉刀一样有力，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在车间里，在流水线旁。”
“工人们每天面对的是机器、是定额、是监工冰冷的眼神。”
“他们最关心的，是下周的工资够不够买面包和煤炭，是孩子的咳嗽什么时候能好，是房东会不会因为拖欠租金把他们赶出去。”
他转向林，目光如炬，“冯·俾斯麦先生，我读过您写的关于工人状况的分析。”
“我想知道，除了深刻的分析，您认为我们当下具体能做什么？”
“工人们不能再承受一次像十一月那样被出卖的结局了。”
林在奥托身边的空椅子上坐下，身体微微前倾，表示对这位工人代表的尊重。
“奥托同志，”他用了这个在此时此地颇具分量的称呼，“我见过波茨坦广场排队等待救济汤的人龙，也见过蒂尔加滕公园里露宿的失业家庭。”
“而今天白天，我刚刚与一位在凡尔登获得铁十字勋章、如今却只能在大学走廊里擦地板的汉斯·迈尔少校谈过话。”
“啊，那些当兵的。”
奥托的语气复杂，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隔阂与历史的积怨，“在工厂大门口，我们和他们的人发生过不止一次冲突。”
“他们觉得是我们这些‘罢工者’和‘赤色分子’导致了前线的崩溃和战败，我们则认为他们是容克和资本家拳养的打手，随时会调转枪口对准我们。”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林环视着围拢过来的霍夫曼、瓦尔特、格特鲁德以及其他几个悄悄靠近、认真倾听的年轻人，“这些统治者最擅长的伎俩，就是分化瓦解。”
“让工人与士兵对立，让失业者与在职者相互怨恨，让本土德国人与外来移民相互敌视。”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工人、士兵、破产的手工业者、朝不保夕的知识分子们——”
“我们共同的敌人，从来不是彼此，不是街垒对面的法国人，更不是谈判桌旁的协约国政客。”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那个制造了战争、催生了贫困、并依靠我们之间的分裂来维持其统治的腐朽制度本身。”
“是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在通货膨胀中投机倒把、并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掩盖剥削实质的大垄断资本家和容克贵族集团。”
瓦尔特激动地用沾着墨迹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发出沉闷的响声：“说得太对了！”
“看看斯汀尼斯、克虏伯这些家族，他们的财富在战争中翻了几番！”
“现在马克像雪崩一样贬值，他们却趁机吞并中小企业，囤积居奇！”
那个一直在做笔记的年轻人，后来林得知他叫弗里茨，是法律系学生，此时急切地追问：“理论上的敌人我们清楚了，冯·俾斯麦先生。”
“但具体到行动策略呢？”
“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已经彻底倒向了旧势力，我们该如何重新组织起来，避免重蹈覆辙？”
林沉吟了片刻，目光扫过每一张充满期待和疑虑的脸，选择着最恰当、最不易被曲解又能指明方向的词语：“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更有生命力的组织形态。”
“它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只知道发号施令的官僚机构。”
“而应该像人体内的‘毛细血管’网络一样，真正扎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微观层面——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兵营、每一个街区、甚至每一个大学的研究室。”
奥托粗壮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捻动着，显示出他内心的专注与思考：“‘毛细血管’？”
“请说得更具体些。”
“比如，在西门子stadt，”林看向奥托，“可以尝试组织不显眼的工人学习小组或互助会。”
“学习内容不仅是马克思的经典着作，更要紧密结合当前工厂的实际——”
“如何分析生产成本与工资的关系，如何识别管理层分化工人的手段，如何将经济要求与政治觉悟结合起来。”
“在退伍军人和失业者中，”林的目光变得深邃，“需要有可靠的同志，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和事例，去耐心说明，夺走他们工作和尊严的，不是要求生存权利的工人，而是那个系统性地制造失业和贫困的制度。”
“我们要帮助他们把愤怒的矛头，从身边的‘他者’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
霍夫曼忍不住插话，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在大学里，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毛细血管’理念落实！”
“不仅仅是组织沙龙和辩论，还可以成立更小范围、更专注的研究小组，分头研究经济数据、法律漏洞、军事组织，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扎实的依据。”
“我们的《觉醒》报也可以改变文风，刊登更多反映工人、士兵真实生活的报道和分析……”
就在这时，咖啡馆那扇深绿色的木门被“砰”地一声猛地撞开，沉重的声响瞬间压过了室内的嘈杂。
“听说……”
“这里有群躲在温暖咖啡馆里的老鼠，在散布恶毒的赤色谣言，诋毁我们前线士兵用鲜血换来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