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的惩罚只会播下新战争的种子。我们应该考虑德国的实际支付能力，一个稳定的欧洲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但他的声音常常被更现实、更尖锐的争吵所淹没。
他带来的理想，正在巴黎现实政治的泥潭中迅速褪色。
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则更多地关注着亚得里亚海对岸的领土许诺，时而加入争吵，时而被边缘化。
日本的代表牧野伸显男爵则沉默寡言，主要兴趣在于攫取德国在东方的权益和太平洋上的岛屿，对欧洲事务兴趣缺缺。
围绕着他们的，是成堆的文件、地图、专家报告。
代表们用各种语言激烈地辩论、争吵、妥协。
地图被一次次铺开，边界线被红笔划来改去，仿佛那不是疆土，而是可以随意切割的蛋糕。
“先生们，关于但泽自由市的问题……”
“德国的陆军必须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不得拥有重炮和飞机！”
“他们的海军主力舰必须全部移交给我们，或者凿沉！”
“赔款总额必须明确！”
”两百亿？三百亿？金马克！”
“所有的殖民地必须由我们进行委任统治！”
每一项条款的提出，都伴随着精密的算计和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这里没有德国代表的位置，他们只能在附近的旅馆里焦灼地等待，等待着一份他们无权修改、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这最后通牒，而拒绝意味着战争重启和入侵。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胜利的傲慢、历史的复仇、现实的贪婪和一丝对未来隐隐担忧的复杂情绪。
克列孟梭的强硬背后，是对莱茵河对岸那个强大邻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劳合·乔治的摇摆背后，是对欧陆均势可能被法国打破的警惕；
威尔逊的坚持背后，是他那正在崩塌的理想主义大厦。
在这金碧辉煌的镜厅里，在无数面镜子冰冷映照下，一份旨在终结所有战争的条约，正因其内在的不公、严苛与短视，悄然埋下了下一场更大规模、更残酷冲突的种子。
他们以为自己在塑造和平，却不知正在锻造一把通往未来的、更加血腥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