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围歼战的硝烟散尽，留下的是一个权力悄然易手的首都。
德共的力量，如同缓慢上涨的潮水，无声地浸润了柏林的每一寸肌理。
市政厅、电报局、重要的交通枢纽……权力象征的场所逐一更换了旗帜和守卫。
然而，位于本德勒大街的国防部大楼，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近乎诡异的平静。
它没有被冲击，没有被查封。
胜利者们表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宽容——国防部被允许继续存在，军官和文职人员们依然可以每日进出那栋宏伟而森严的砂岩建筑，进行他们所谓的“档案整理”、“工作交接”和“维持基本运转”。
但这平静，不过是覆盖在深渊之上的一层薄冰。
大楼入口处，以及每一层走廊的关键位置，站立的不再是熟悉的、戴着尖顶盔或m1916钢盔的哨兵，而是身着工人服装、外罩弹药带、臂缠红色袖标的赤卫队队员。
他们手持着缴获来的毛瑟步枪，眼神警惕而陌生，与周围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华丽装饰——冰冷的大理石地面、墙壁上悬挂的历代名将肖像、代表帝国荣耀的鹰徽——形成了尖锐刺目的对比。
军官们穿过这些目光的检视，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无形的针毡之上。
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如同柏林冬季特有的浓雾，沉甸甸地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昔日回荡着铿锵命令和皮靴踏步声的走廊，如今只剩下压抑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和低不可闻的交谈。
办公室的门大多紧闭着，仿佛试图隔绝外部的现实。
偶尔有门打开，传出打字机单调的咔嗒声，或是军官们压低嗓音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讨论，内容无非是未来的去向、家人的安危，以及对那些“红色哨兵”一举一动的揣测。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上尉，时任国防部陆军局运输司参谋军官，便是这巨大囚笼中的一员。
他依旧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军装笔挺，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维持着普鲁士军官应有的外在尊严。
他的办公桌上，摊开着各种文件、报表和地图——关于铁路运力调度、燃油储备统计、损坏车辆维修情况的汇总。
这些在战时关乎军队命脉的数据，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和不合时宜，仿佛在嘲弄着它们的整理者。
他坐在硬木椅子上，腰背习惯性地挺直，目光落在面前一份关于东部边境地区马车运输能力的评估报告上，但字符似乎失去了意义。
他的思绪，早已飘向了别处。
这间办公室，这栋大楼，曾经是他实现军事理想的圣殿之一。
在这里，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轻军官们，如奥斯瓦尔德·冯·奥布利希特等人，热烈地讨论过未来的战争形态，撰写了无数关于摩托化部队运用、协同作战的备忘录和条令草案。
他们像一群先知，在旧军队的躯壳内，描绘着由钢铁、汽油和无线电构成的未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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