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森州，开姆尼茨郊外的一家机械制造厂里，午后的阳光透过布满油污的窗户，在车间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切削液、机油和汗水混合的独特气味。
巨大的天车在头顶缓缓移动，发出沉重的轰鸣，车床运转的尖锐声响与气动工具的嘶鸣交织成工业的交响曲。
与苏维埃俄罗斯的百废待兴不同，这里似乎还算是“平稳”。
在一台老式铣床前，两个身影正并肩工作。年纪稍长的是老钳工米斯特，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正稳稳地夹持着一个工件。
在他身旁，一个戴着工人帽、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裤的年轻人，正专注地调整着机床参数。这个年轻人名叫汉克，是德共当地组织派到这家工厂的秘密宣传员。
“这样调整进给量，效率能提高至少三成，”汉克一边操作一边对米斯特说，声音在机器的喧嚣中依然清晰，“而且刀具磨损也会小很多。”
米斯特眯着眼睛观察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你这小伙子，懂得还真不少。”
“以前在哪个厂干过？”
汉克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在柏林的时候，跟几个老师傅学过。”
“他们现在都在工人委员会里工作，专门研究怎么改进生产工艺。”
这是汉克进入这家工厂的第三周。
按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制定的“毛细血管”计划，他这样的宣传员必须真正融入工人的生活，不能高高在上地进行说教。
因此，他每天准时上工，认真完成分配的生产任务，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赢得了工友们的尊重。
午休的汽笛响起，工人们陆续关停机器，三三两两地聚到车间角落的长条木桌旁。
汉克从自己的帆布包里拿出妻子准备的黑麦面包和香肠，自然地坐到工友们中间。
“听说了吗？”
一个年轻的车工压低声音说，“德累斯顿那边又有一家工厂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把那个克扣工资的厂主直接赶跑了。”
桌上顿时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米斯特咬了一口面包，谨慎地说：“这种事现在越来越多了。”
“不过，咱们这儿还算安稳。”
“安稳？”
汉克接过话头，语气平静，“米斯特，你上个月的工时比前个月多了二十个，工资却一分没涨，这叫安稳吗？”
这话戳中了不少人的心事。
另一个中年工人叹了口气：“原料价格天天涨，厂主说成本太高，能发工资就不错了。”
“但是厂主上周不是刚买了一辆新汽车吗？”
汉克看似不经意地提起，“我送货去办公楼的时候看见了，就停在门口，崭新的奔驰。”
工人们的脸色顿时变得复杂。
汉克知道，单纯的情绪煽动效果有限，必须引导工人们自己思考。
他咬了一口面包，继续说道：
“我在柏林的时候，见过一些成立了工人委员会的工厂。”
“他们还没有把厂主赶跑，因为把厂主赶跑是以后的事情，他们现在是在德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家一起商量着怎么把工厂办得更好。”
“生产效率提高了，工人的待遇也跟着改善。”
“哪有这么好的事？”
有人怀疑地问。
“怎么没有？”
汉克放下手中的面包，从工装裤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这是柏林西门子工厂工人委员会制定的生产管理细则，他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反而比原来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